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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朝鲜方面已经慌乱一团，朝王李焞先是逃亡江华岛，而后因为觉得不甚保险，转而逃亡庆州。留在汉城的议政府接连向清军遣使求饶，但清军置之不理，不得已，朝方只能召集各路兵马勤王。可是之前的大军已经解散，在春季农忙的时候根本无法立刻召回，而各地守牧面对气势汹汹的清军又底气不足，因此勤王大军迟迟不到。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在得到朝鲜资助的第一批十万石稻米后，有了充足军粮的清军遂在多罗平郡王讷尔福的统领下，以二万五千旗兵越过鸭绿江，经义州直扑平壤。朝军猝不及防，接连失地，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势如破竹的清军已经打到了汉江畔。
广西的易手惊动了升龙的郑主，已经直接跟明郑方面接壤的郑主忙不迭的派出使臣至南京朝觐。基于两国统治者拥有同一个姓氏的原因，安南北朝很希望能够得到郑克臧的支持，以便郑朝能统一整个安南。为此，年纪足以成为郑克臧叔叔的定南王郑根恬不知耻的在拜表上自称侄儿，希图以此博得郑克臧的欢心。
由于郑藩一开始就免去了口赋人头税，现在又大量流失田赋，所以郑克臧只能脑筋打在工商（盐铁）业上。为此，他一方面以内廷亲自经营缫丝、织布、冶铁、瓷器、漆器、纸张、糖、酒等商品生产，另一方面为了鼓励民间发展工商业，郑藩还采取了降低了税率，取消境内所有的钞关，撤销江南三织造，默许大户兼并，禁止官方和买等政策。
听到清军出兵朝鲜，担心尚未完工的淮河防线防务的郑克臧终于松了一口气。
于是，郑克臧便利用这个空档期对现有的陆师体制再次做了微调。
这数量惊人的官田一共三个用途。第一，是供奉给郑克臧作为内廷直接经济来源的王庄，日后郑氏开国，皇子皇女的爵田当由其中拨付。因此数目几乎占到了全部罚没土地的一半，并且郑克臧还不断下令将大量的山林充为王庄。
对于野战部队来说，改编后的各师兵力有所增加，自然是好事，更加强了团（旅）对哨一级的指挥，有利于战时的调度。而对于地方镇戎部队来说，多划分了一个指挥层次，也便于其安排地方驻军和就近调度。
第二次“丙子胡乱”的余波还未平息，清军尚未完全撤出朝鲜，一场大乱便在朝鲜拉开了帷幕。
考虑到郑军水师在东北亚地区的绝对霸权，再加上明郑方面又明确许诺可以在日后在郑主发动对阮主的战争中帮忙运输郑主军队绕过“长城”防线，因此代表郑朝的使者觉得这样的代价可以接受。这就样，当年四月十一日，这位全权的郑朝使者便在南京签订了《丙子藩属条约》，由是，郑克臧攫取了一块巨大的宝藏。
武定四年二月，宁阳侯郑明过世，临死前，郑明请求郑克臧赦回避居日本的郑智等人，对此，基业已经稳固的郑克臧并没有拒绝。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前往日本召回郑智等人的使者并没有把他们带回来，来的反而是幕府的使臣。
可毛洪言却没有想到，他在湘黔边境上顿兵不前却让本来已经如火如荼的贵州义军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广西调回的清军连同桑格部在贵州大开杀戒，几乎把整个贵州杀成了白地。被清军暴行震慑的各路义军不得不撤向川东、川南，另有一部遁入滇省与当地义军会师，还有一些则冒险翻越大山投向郑军……
部队调整当然需要时间，湖南等地的战事却没有因此停止。为了破坏敌方的经济基础，在四月间，洪拱柱、毛洪言两部多次沿沅江、资水发动小规模的袭扰，同时进入洞庭湖和荆江段的郑军水师长江舰队红单船也屡屡威胁澧州。
根据郑克臧的指示，在广东的廉州府划归广西之后，沿海各省分别拥有钦州、广州、厦门—泉州、宁波、松江五个主要对外的贸易口岸，温州、兴化、澎湖、雷州等地也对泰西客商开放。此外郑克臧还开放了对日、朝的贸易，虽然专营权的失去使得内外藩库因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却促进了船只的销售和沿海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迫于郑军切断长江水运和闯入澧水后威胁，退居澧州的四格不得不继续退过长江。正是由于四格的退兵，桑额部便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恰好此时贵州巡抚噶尔图再度请求援兵入黔助剿反清义军，于是桑额便从玉屏一线撤入黔境，由是，湖南落入郑藩之手。
等搞定了郑朝，朝鲜的局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并不想直接统治朝鲜的康熙在获得了大笔金银物资之后，终于同意讷尔福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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