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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身殿内，首席大学士骆秉章侃侃而谈。骆秉章的思想也算是开明的，但是身为传统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对西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只是碍于朱济世的威权而不得不推动科举改革，现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让了。
刚刚当选立宪议会议长的刘鹏嗯咳一声道：“四川士子无非就是罢考，其实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事情对谁有利？还不是四川士子自己！他们不考，咱们就从外地调些府县官过去，继续用吏员治民就是了。儒斋先生，你说呢？”
现在保皇会已经纠集起了一批政客议员，在立宪议会和八省公局中的势力远大于正道会。而立宪议会的议员们并不是后世那种议会民主国家的议员，现在的大明还没有议会斗争的土壤，这些议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表达皇帝意见的喉舌而已——说起来朱济世为大明立宪议会所设计的“纳税等于代表权”的制度也是有挺大后门的。根据财政部的预计，大明帝国各省（兰芳算在广东省账上）当中，税收最高的就是广东省、南直隶省（含应天府），包括海关关税和盐税在内，光复3年两省预计的税收分别高达4600万元（其中兰芳大公国就有1200万）和3000万元，占到南方八省总税收的50%以上。
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吧。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詝已经率部离开兰州，有背叛太平天国重建满清的苗头。蒙古方面的形势也不大稳定，渤海公奕欣对咱们往渤海地面上殖民的做法也颇为不满……眼看西北、蒙古、东北都会有变乱，如果国中的士子再闹事情，国家危矣！”
而这样的行为，当然会遭到一部分有正义感的儒家士大夫的反对！这一点朱济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身兼殖民地部尚书的郑洪显然也知道渤海国方面的抗议，摇头苦笑着。
这次的“守旧势力”的反扑虽然早就在朱济世的预料当中，但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这场风波开始的地方是四川，导火索是四川科举考试。四川是和江南差不多时候落入朱明手中的，但是大明朝廷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暇顾及四川的事情，并没有在四川推行“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政改，而是沿用了官府——衙役——士绅——民众的管理模式，也没有在四川开科取士。直到1850年上半年才开始筹备四川全省科举。
骆秉章却恼道：“王爷，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连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
他倒不是支持西学，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不会做事情，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
有科举可考对读书人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科举和教育改革的实行，这一次四川科举所考核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还加入了算学、西学、兵学等内容。而且还在科举考试之前在《大公报》、《大明时报》的四川版上面，还有四川各府学、县学的大门口新树立的告示牌上公布了科举改革内容。又推出了一批内容简单扼要的西学、算学、大明律法和兵学书籍给参加准备参加考试的儒生当做复兴材料。但还是遭到了四川儒生们的强烈反弹——和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相比，这个时代的四川更加封闭，四川籍儒生士大夫的头脑也更为保守。而且因而对新学的反对声也远远超过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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