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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朱济世当时的想法是将中国社会的精英引向实学和实业，而不是继续考试做官收租的传统幸福生活。因而需要打破人们思想上的牢笼，而非再建立一个更坚固的牢笼。
而且朱济世更是有意引导科举考试中的儒学题目简单化。到了光复二十几年，科举考试中的儒学题目大多是选择题、填空题和默写题，基本上都围绕着四书五经的几篇重要的原文出题，不求甚解了。八股文章也不做了，改成一篇制式公文，能把事情简单明了说清楚就行。而用来为难大多数考生的难题、偏题，都集中到了法律、经济、数学等实学类的题目（哪怕是秀才科同样要考一下法律、经济和数学方面的内容）上去了。
而中国社会的宋明清三朝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千年如一日的研究的情况下，中国的哲学研究其实也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反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被禁锢在牢笼之中。
但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独木桥之后，适当的洗脑或是价值观教育，还是有必要建立起来的。
今年是大明宣武元年，加上之前光复朝的29年，和再往前使用永历年号的永历200年。大明王朝复兴已经整整有31年了！当年不过36岁的左宗棠，今年已经67岁“高龄”了。这个年纪在21世纪不算太老，可是在1877年却是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的高寿——所谓70古稀，古来稀有，离67岁仅仅只有3年了。所以和左宗棠同时代的大儒小儒，如今大多不在人世了。整个大中华社会的中坚，不是在复明之后出生，就是在复明之后成长，他们的思维和所接受的教育同复明前成长起来的人们是完全不同的。
反正大部分读书人只求有个考试做官的机会罢了，虽然大明的科举改革用年龄设限，断绝了一批人的仕途，但是秀才为官却让读书人得官变得大大容易起来，对大部分读书人还是非常有利的——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自然不会反对了。
“当然需要一个能够维护君主立宪制度的儒学了！”朱济世笑道，“孟子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想来不难将儒学往这方面发展吧？”
“多谢左卿家。”朱济世微笑着朝左宗棠点点头，真心实意的感谢，不带半点作伪，因为左宗棠的确帮了他一个大忙。
这样一来，儒学在大明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就越来越小，而民间学习儒学的兴趣自然也越来越低。大部分新时代的读书人对儒学的了解，都处于只知大概的水平之上，他们对于儒学的维护，自然也不能和30多年前的儒生士大夫相比。
而要对这个类似宗教的儒学进行“宗教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改朝换代之时。因为没有人能靠一帮儒生去夺取天下，一个新兴王朝的基础必然是武力。所以在王朝兴起的时候，儒学教派的力量最弱，改革的阻力也最小。这也是朱济世成功的将儒学从神坛上请下来，解放了国人思想的主要原因。
他顿了一下，又道：“另外，天下大同的理论也可以发展一下，儒家、道家和墨家似乎都有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和西哲中的社会主义结合，不过不能反对私有制，而是要强调社会福利，强调国家在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儒学或者说是官儒，其实是朝廷用科举取士的办法灌输给民间知识分子的——科举考什么，下面的读书人就学什么，否则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和一帮大儒讲大道理的效果，是远远不如直接拿科举内容和规则开刀来得好。
朱济世想要的是将诸子百家和西方哲学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形成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而君主立宪制度当然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不仅要在大中华帝国树立，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将之普世化——决不能让这个时空的未来人类们将没有君主的民主自由当成普世价值！与此同时，考虑到西方社会主义已经兴起，大中华也必须要走一下福利社会的路子，以对抗社会革命。因而起源于春秋战国的大同思想则将成为大中华意识形态体系的又一个核心。另外，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国家主义和法治思想（当然是歪曲和发展过的），都要被一一挖掘出来，形成理论和体系……
如果要在国际上寻找类似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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