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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治史，重在考订训释，至于史事的记录，其成绩不及宋明。清初的史学，开拓于黄宗羲，其后万斯同、全祖望加以光大，至章学诚而集大成，蔚为著名的浙东史派。宗羲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学术史的名著。斯同，浙江宁波鄞州区人，字季野，宗羲弟子。他自幼便有志于明史的撰述，康熙时，开明史馆，他曾以布衣参与修撰明史的工作，在北京十余年，所著《明史稿》五百卷，甚为识者所称许。他治史以求史实的正确为首务，力避空洞的议论和轻率的臆测，所以他的工作，大部为史料的搜集和鉴别。这种着重实证的治史方法，对清代史学界发生很大的影响。斯同死，其稿为王鸿绪所得，鸿绪冒为己作，妄加窜易，以致面目全非。乾隆初，张廷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史稿为底本，加以增损，实则其稿大半出于斯同之手。而当时的史臣，有所顾虑，每多更换原文，以媚时君，因此乾隆时所修的《明史》，不如斯同史稿的信实。祖望亦鄞州人，字绍衣，他继黄宗羲未竟之志，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叙述宋元学术的渊源派别，极为详实。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才识尤高，所著《文史通义》一书，言史学方法及理论见解超特，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并提倡撰修方志，对方志的取材及编纂之法，也多有论列，其义例甚为后人所取法，渐至方志成为专学。
清初，私人修史之风甚盛，但因庄廷鑨、戴名世两次史案，均兴大狱，清人撰集近代史实的风气以是遽衰。史家如全祖望，虽于其文集中记载明末名贤遗事，但亦不敢刊刻。乾嘉时代的史家，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最著。钱有《廿二史考异》，王有《十七史商榷》，赵有《廿二史劄记》，均为一代名著，但都不出考订训释的范围。嘉庆以后，清室文纲渐疏，于是研究明史之风又盛，重要著作有陈鹤的《明纪》，夏燮的《明通监》等。对于南明史的撰写，也于此时开始，如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徐鼒的《小腆纪年》，钱绮的《南明书》，都专记南明史实。到清末，学者更群趋于明清之际及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以发泄其排满思想。这种风气，直传到民国。［参看李宗侗《中国史学史》，页一三七至一五〇］
至于清代官修的本朝历史，主要有《实录》及《国史》。实录自太祖至穆宗，均成于清代；德宗一朝，则于民国修成。《国史》分本纪、传、志、表四大目，其下又分若干细目，体制甚详。光绪时，王先谦私据《实录》，删节而成《十朝东华录》（自太祖至穆宗）。宣统时，朱寿彭根据邸抄及报章，续成《光绪东华录》。此外又有“方略”一类，专记历朝用兵事迹。道光以后，与西洋各国交涉频繁，亦有专书记载其事，是为“三朝（道光、咸丰、同治）筹办夷务始末”。
地圆之说和经纬线的地图绘制法，均于元代输入中国。但当时国人了解而同意的，可谓绝少，因此并未发生任何影响。元代地图，以朱思本的《舆地图》最为著名，其图布置精到，于前代地图的错误，多有改正。明世宗时，罗洪先因朱图改制为《广舆图》，其图传播始渐广，而为后人所取法。到明神宗时，利玛窦来华，屡次绘制世界地图，国人对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始有较多的吸收，诸如经纬度的测量，地名的译定，五大洲的观念，地圆说及五带（二温、二寒、一热）的划分，均由其正式介绍给国人。当时虽受一般士大夫的欢迎，但能接受这种学识的人仍然甚少，因此利玛窦死后不久，国人即不再重视这种制图法。其后清圣祖末，也曾命教士以西法测绘地图，但其图由清室秘藏，且国人科学知识水准过低，因此仍不能普及。直到清末，西学大量输入，西式绘图法才渐为国人所普遍了解。［参看王庸《中国地理学史》，页八五至一二六］
方志的著作，明清两代均甚繁富，至于不可胜记。此外清代史家，多喜兼治与史学有关的地理学。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论述各地的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极为详尽；并根据史实，推论若干战役得失成败的原因。其组织和方法，可为地理学研究的楷模。又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胡渭的《禹贡锥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著。道咸以后，学者多致力于边疆地理的研究，重要著作有徐松、何秋涛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此外若干学者，进而研究世界地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海识略》，虽然成就不伟，但其志趣及识见，则甚可佩。清末，杨守敬综合诸史地理志，绘成《历代地图》，详记疆域的变迁，可谓集沿革地理学的大成。
三、文学与艺术
（一）文与诗词
元代文风，仍因袭宋人，受理学的影响尤大。元初姚燧、虞集，以古文名世，其文均质实无华。明初散文的作者，以宋濂、刘基为著。濂曾于太祖朝典掌制诰，为文雍容浑穆；基为开国功臣，为文雄奇豁达。从成祖到宪宗末的八十余年间，文体趋于平易，代表的作家为杨士奇。士奇自成祖时任大学士，历宣英之世，典掌机要数十年。其文从容闲雅，醇朴无疵，时人竞相仿效，号“台阁体”。但其末流，变成空泛冗长，凡庸无生气。孝宗武宗时，乃有复古运动的发生，其倡导者为李东阳、李梦阳等。东阳论文主宗唐宋，为复古运动的前导。梦阳则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学者从之者甚多，风气因而渐变；其文雄奇高雅，但因刻意效古，不免模拟剽窃。世宗时，归有光复主宗唐宋，其作品颇多名篇，为时所重，清代的桐城派，对他尤为推崇。主法秦汉者，则有李攀龙、王世贞等。由于古文的流行，明代的骈文，已不占重要地位，作品大多不免陈腐之病，极少佳构。
清初古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为最著。康熙末，方苞倡古文义法，非事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涉笔必寓六经精华；举凡语录中语，六朝人的藻丽俳语，汉赋中的板重字法，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的佻巧语，都在禁用之例。其文清淡简远，为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开山者，但因严守义法，而致缺乏雄伟博大的气象。乾隆时，刘大櫆、姚鼐也以古文名。刘力追韩愈，文章以才气见长；姚则远宗唐宋八家，近法归有光、方苞，所作法度谨严，理文兼胜。方、刘、姚均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故世称桐城派，稍后有阳湖（今江苏常州武进区）恽敬、武进（今江苏常州武进区）张惠言等，为文具法家及策士风格，别树一帜，号阳湖派。道咸以后，曾国藩以中兴名臣，兼擅古文，对桐城派极为推重，于是一时文章，莫不模效方、姚。骈文的著名作者，清初有毛奇龄、陈维崧等，中叶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清末，因世局的影响，文体也发生变化。梁启超办《新民丛报》于日本，评论时政，其文介于文白之间，平易畅达，富于情感，极具鼓动的能力，号“新民体”；严复仿诸子文体，翻译西洋社会科学的书籍；林纾则以桐城古文，翻译西洋小说，也均能风行一时。
诗至唐宋，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世作者，无法企及。元代著名的诗人，首推元好问。好问金人，因值易代之际，诗多感怆。其后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号称四大家，诗均宗唐。元末诗人有杨维桢，尤以乐府擅名。明代诗人特多，但值得称道的则甚少。明初，高启独步诗坛，所作隽逸清丽。至中叶，李东阳、李梦阳均以诗名。稍后李攀龙、王世贞为诗坛盟主，但也只能模拟盛唐而已。
清诗的成就远过元明。开国之初，以吴伟业、钱谦益为大家。吴诗苍凉凄楚，最擅歌行，钱诗则沉郁华丽。稍后有王士祯，标神韵之说，主张乘兴而写，言外有意，领袖诗坛者数十年。乾隆时，袁枚主性灵之说，谓诗为作者性情的表现，性情以外无诗。其诗才思盈溢，运用自如。与袁同时的著名诗人，又有赵翼、蒋士铨等。乾嘉之际的诗人，郑燮、黄景仁为最著。燮诗奔放真实，充满人道主义的色彩；景仁生平遭遇坎坷，其诗雄健悲壮，追拟李白。道咸时，龚自珍、曾国藩、吴敏树，均以古文家兼有诗名。同光以来，陈三立、陈衍等专宗宋诗，号“同光体”。清末，黄宗宪首倡诗坛革命，认为作诗当以我手写我口，不受古人的拘牵。其诗融新思想入旧风格，间杂以新名词，为崇古者所不敢用，开后日新诗的先河。此外王闿运、樊增祥、易实甫、康有为等，也都以诗名。
词盛于两宋，至金元，几成绝响。元代著名的词人，有刘因、张翥、赵孟等。明代词人，多宗唐末五代，但格调卑弱，能称大家者甚少。明初刘基、高启擅于词，前者以雄放见长，后者以芊丽取胜。永乐以后，盛行小令，作者惟杨慎、王世贞、文征明、唐寅等人可称。明末则夏完淳、陈子龙为一时之选，二人均为抗清的义士。夏词凄婉，陈词则清丽缠绵。
清初词人，仍多宗晚唐五代。至朱彝尊、陈维崧改宗宋词，其风始变。彝尊追模姜夔、张炎，维崧取法苏轼、辛弃疾，而以彝尊词的影响较大，号称浙派。其后浙派词以厉鹗为大家，雍乾以降，词人多奉为宗师；但其末流，不免失之堆砌。至中叶，张惠言宗周邦彦，所作沉着丽厚，自成一家，号常州派。这一派的词人，尚有张琦（惠言弟）、周济、荆济等。两派之外，则有纳兰性德（康熙时人），其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的遗意。清末著名词人则有郑文焯、朱祖谋、王国维等，郑朱宗宋，王则直师五代。总之，清代词人，大都只能遵循古人规矩，而不能有所创造。
（二）散曲与戏曲
元明的古文与诗词，虽不逮唐宋远甚，但曲的方面，则光焰万丈，构成元明文学史上的主流。曲是用俚俗言语，依照乐谱编撰而成的，可以清唱或扮演，其佳作具有崇高的文学价值。曲分散曲与戏曲两大类，前者无论记事言情，均不须科（动作）白（道白）以为联贯，适于清唱；后者大都加入科白，记事必有首尾，适于扮演。曲于南宋时最先起于北方，到元朝统一后，才遍及江南。
散曲又有小令与套数之分。小令又称小曲，每首只用一曲牌，与词的小令相似，写景言情，饶有情致。套数又称套曲或大令，是用同一宫调内的多种曲牌，合叙一事，全套首尾一韵，其长短因情节的繁简而定。元代的散曲作家，以马致远、张可久最为杰出。致远，大都（今北京市）人，约生于南宋末年。其散曲的作品，现存小令百余首，套数十余首，风格豪放，兼具清逸，颇似词中的苏轼。可久，庆元（今浙江庆元县）人，其时代较马致远稍后，现存作品七百余首，以清丽蕴藉见长。明代散曲，仍极一时之盛，大致可分三派：一派为冯惟敏、王九思等，格调承马致远。一派为王磬、金銮等，作风师张可久。一派为梁辰鱼、沈璟等，以文雅工丽是尚，与元曲的苍凉飒爽大有不同，可谓自创新格。清代的散曲作家，为数甚多，但其成就则无法与元明并论。［参看冯沅君《中国文学史》，页一八九至二〇八］
戏曲是以科白与曲文组织而成，分为杂剧和传奇两种。杂剧的歌曲部分，是以散曲中的套曲组成的，曲一套为一折，每剧折数不多，每折大都由主角一人独唱，配角则只能对白。杂剧最初流行于北方，又称北曲。传奇折数较多，歌唱不限主角一人，最初流行于南方，故又称南曲。杂剧的出现，最早约在金末，地域则不出大都附近。元灭金后，杂剧始盛，名家辈出，尤以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四家为最著。关，大都人，为元剧的开山者，生平事迹无法详知，有的说他曾为“太医院尹”，有的称他为“解元”。他秉性风流自赏，肆意于声色耳目之娱。他的作品约六十种，今仅存十七种，所写皆曲尽人情，明畅如话。其杰作《窦娥冤》，故事哀切感人，人物个性生动，并对官场的黑暗作大胆的揭发。此外如《救风尘》等，描写亦极深刻。王，大都人，约与关汉卿同时，生平事迹不可考，可能出任官职，后退休家居。他的《西厢记》，风格雅艳婉媚，词藻清丽缠绵，后世推为北曲第一。白作有《梧桐雨》，马作有《汉宫秋》，均情词凄切，为著名的悲剧。元统一后的著名作家，有郑光祖、乔吉等，但他们的作品，均不足超越前人。元末，杂剧渐衰，仅秦简夫、萧德祥两家，尚具典型。
明初的杂剧作者，大都由元入明，风格与元末无异。作品多取材于神仙释道，甚少佳制。至朱权（明太祖子）及其侄有燉出，杂剧始有大家。中叶以后，杂剧发生剧烈的变化。元代杂剧，内容通俗，但规律甚为严整；至此一变而为文人专有的文艺作品，对规律亦不甚遵守。正德、嘉靖间，徐渭、康海、王九思等人的作品，均卓荦不凡。嘉靖以后，传奇日盛，杂剧乃渐趋消沉。
传奇为长篇巨制，只分出而不限折数，角色无论主配，均有其科白唱。传奇初起于元朝中叶，发展至清代，约有四百年的历史。自元中叶至明惠帝的一百年间，传奇渐兴，名家有施惠、高明、徐畛、朱权等，多尚质朴。自明成祖至光宗约二百年，为极盛时期，作风渐趋典丽。前半期作家的代表有邵璨堪等，后半期则有梁辰鱼、王世贞、汤显祖、沈璟等。自明熹宗至清圣祖的一百年间，传奇行将没落，但明末的冯梦龙、范文若、阮大铖、吴伟业和清初的李渔、洪昇、孔尚任等名家，仍为曲坛放出异彩。
传奇的腔调，以昆腔（昆指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为主，故又称昆曲。清入关以后，昆曲渐衰，而“乱弹”兴起。乱弹包括多种腔调，如京腔（北京）、秦腔（陕西）、弋阳腔（江西）、梆子腔（河南，又称南梆子）、高腔（河北）、二黄腔（起于湖北黄陂、黄冈）、甘肃腔（即西皮调）及皮黄（即西皮调、二黄腔相合而成）等，其中皮黄因能容纳各种腔调，成为乱弹的主流。咸同以来，皮黄逐渐取代昆曲的地位，清末风行一时的“京戏”（今称平剧），其乐曲即以皮黄为主。［参看李曰刚《国学概要》，页一四九至一六四］
（三）小说与书画
明清的小说，由宋元的平话演变成章回体的小说，可以说是明清文学的精华。其结构大致是每书分若干回，每回故事的重心缩成对联一副，冠于篇首；每回之末，也缀以诗句，并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作结，千篇一律。此外开篇常有“楔子”，以总述故事的来源。
明代的章回小说，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金瓶梅》及《西游记》，世称“四大奇书”。《水浒传》为中国章回小说最早的长篇巨著，作者施耐庵，元末人。它是宋元数百年间梁山泊英雄故事的结晶，描写人物，如生龙活虎；内容曲折复杂，文笔细腻活泼，是一部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传为罗贯中所作，其内容系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并杂以宋元流传的故事而写成，是一部规模特大的军事政治小说。现存的一百二十回本，已非罗氏原稿，而是经过清人所改定的。这部书流行极广，对中国民间思想的影响也极大。它不特阐扬忠义，且能益人智谋，但因限于史实，不能任意构造，故写人叙事，不如《水浒传》的生动。《金瓶梅》传为王世贞所作，一说笑笑生（真姓名不可考）作。全书凡一百回，书名是由潘金莲、李瓶儿及春梅三位女主角的名字，各取一字，拼合而成。其内容则根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艳史，加以扩大，描写当时豪绅的淫奢以及社会的黑暗。此书文笔畅利，对人情世态刻画尤工，以其间涉猥亵，一向被目为淫书，但从写实的观点看，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小说。《西游记》，吴承恩作，记述神魔故事，现今通行者为一百回本。它的内容系依据元明两代有关唐三藏（玄奘）西天取经的戏曲，再加上新奇想象创作而成。把唐三藏师徒西行取经，历八十一难的神怪故事加以艺术化及趣味化。构想神奇，风格诙谐，创造的人物也亲切脱俗，因而备受大众的欢迎。此外又有《封神演义》，作者名姓不可考，也是神怪小说中的名著。
清代，历史及神怪的长篇章回小说已不多见，而言情、社会及侠义等类的小说则佳作迭出。言情小说最负盛名的为《红楼梦》，凡一百二十回，作者曹霑，字雪芹，雍乾时人。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在描写宦门公子贾宝玉，与其表姊妹薛宝钗、林黛玉三角恋爱所造成的悲剧。书中人物多至四百四十余人，规模的宏大，结构的细密，以及情节的错综变化，实为古今中外不可多见的言情佳作。社会小说多以讽刺的笔法，抒写社会的黑暗，名著有《儒林外史》，乾隆时吴敬梓作，原书凡五十五回，今本作六十回，乃由若干短篇故事联贯而成。作者对科举时代士大夫的种种丑态劣行尽情描绘，笔意生动深刻，为清末谴责式小说的前驱。《镜花缘》，乾隆时李汝珍作，凡一百回。以唐代海外诸国为背景，用小说的方式，叙述海外奇闻异事，兼寓讽刺中国制度及风俗习惯之意；对女子所受的种种不平待遇尤致不满，实为当时少有的见解。《官场现形记》，清末李宝嘉作，描写官场的腐败现象，痛快淋漓，但含蓄蕴藉，不及《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吴沃尧（即我佛山人）作，凡一百零八回。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主人翁，历记其二十年间所遇所闻的光怪离奇的故事。《老残游记》，清末刘鹗（即洪都百炼生）作，凡二十章，叙一号老残者游行各地的见闻，对官吏的顽固腐败，颇多攻击。侠义小说则以《儿女英雄传》（文康作）、《七侠五义》（石玉昆作）、《小五义》（石玉昆作）、《七剑十三侠》（唐芸洲作）、《施公案》（作者不详）、《彭公案》（贪梦道人作）为最著名，但较之《水浒传》，远为逊色。
清代除长篇的章回小说外，尚有短篇的笔记小说，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享誉最高。其书凡十二卷，四百九十一篇。所叙皆仙狐鬼怪之事，构想玄妙，文辞也甚华丽。此外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也都是志怪的名著。
书法自唐以后，北朝碑版的一派衰微，元明人的书法，大多以唐宋为宗。元代书家，以赵孟、鲜于枢为最著。明初，名书家甚少。至中叶，大家有祝允明及文征明，祝擅狂草，文擅行草。明末则有董其昌，初学米芾，其后兼习晋唐诸家，独具风格。清代书法名家甚多，中叶以前，如刘墉、钱澧、翁方纲诸人，皆取法唐宋。嘉道以后，碑学大兴，邓石如、伊秉绶以隶篆名。其后工书者，类皆融合碑帖，兼习篆隶行楷，而以何绍基、赵之谦为大家。清末，康有为的书法气势磅礴，也为世所重。
绘画以宋代为极盛，元初仍承宋余绪，谨遵前人法度，尤以赵孟主张复古最力，因此临摹之风大盛，毫无创造的精神。到元末，黄公望、倪云林、王蒙、吴镇诸家，才稍变风格，画法以写意为主，着重情趣，但少有宏伟壮丽的结构。明初绘画，以王冕、夏昶、陈汝言等为著。中期有沈周、仇英、唐寅、文征明四大家，于山水、花鸟、人物，各有所长。明末，则以董其昌的成就最大，他于山水崇南宗（王维一派画法）而黜北宗，以为前者有文人气，而后者有工匠气。因附和者众，遂造成一时的风气，其影响并下及清代。万历以降，因耶稣会士的来华，西洋画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当时虽未能流行，但其讲求明暗的烘染技巧，对中国的人物画颇有影响。明末有曾鲸（字波臣）者，每画一像，烘染至数十层，称“波臣派”。他的画，无疑参用了西洋人物画的技术。
清初绘画，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恪为大家，六家均以山水见长，而恽兼工花卉。他们大都受董其昌的影响，作风并无显著的改变。此外道济（又名石涛）、朱耷（又号八大山人），均明末遗民，所作山水花鸟，皆能自创新意，不拘绳墨。稍后又有罗牧、金农、华喦、陆、郑燮、沈铨诸名家。清代内廷画院颇尚西画，西洋教士的善画者多被延揽。康雍乾之世，西洋教士郎士宁、艾启蒙等，供奉画院，参合中西，为中国画辟一新境界。但当时一般文人画家，仍主气韵神味之说，视西法的写实逼真为匠气，因此西画流行不久，即趋于消沉。清代的大部分时间，仍以文人画最占势力。至清末，画家渐以疏放雄犷相尚，风气才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