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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继承了《内经》、《素问》的六经分证方法，把疾病分为三阳（太阳、阳明、少阳）和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大类型。一般抗病力强，病势抗奋者，称为三阳之病；抗病力弱，病势虚弱的，称为三阴病。每一种类型都具有它们的基本特征，但病情是在不断发展和转变的，因此需要根据病情变化来处理治疗。他在这样基础上，提出他的治疗方法来。他认为治疗方法，不外汗、下（泻）、灸几种，但进行治疗，却需要恰到好处。他说：“不须汗而强汗之者，出其津液，枯竭而死；须汗而不与汗之者，使诸毛空闭塞，令人闷绝而死。又须下而不与下之者，使人心内懊恼，胀满烦乱浮肿而死；不须下而强与下之者，令人开肠洞泄不禁而死。又不须灸而强与之灸者，令人火邪入肠，干错五藏，重加其烦而死；须灸而不与灸之者，使冷结重凝，久而弥固，气上冲心，无地消散，病笃而死。”（《医心方·治病大体篇》引张仲景语）总之，他认为病情是变化起伏的，必须寻找到它的规律，然后辨证施治。
《金匮要略》一书的卷帙虽然没有《伤寒论》那么多，但其中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内容也极其丰富。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认为致病原因，不外三条，所谓“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凡详之，病由都尽”。第一类是由内因引起的；第二类是由外因引发的；第三类是因意外的伤害所致。对于内因引起的疾病，防治的方法是，“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对于外因引发的疾病，防治的方法是，人的“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类似气功疗法）、针灸、膏摩（包括运动、按摩、洗澡等），勿令九窍闭塞”。对于意外的伤害，要尽量加以避免并注意克制自己。这样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张仲景一方面反对人没有病胡乱吃药。他说：“人体和平，唯好自将艰，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则令人藏气不平，易受外患；唯断谷者，可恒将药耳。”（《医心方·服药节度篇》引《养生要集》引张仲景语）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人真的病了，就应该赶快服药。他说：“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金匮要略》）这是说疾病一经拖延，就会变成痼疾，很难治好。
作为一位卓越的医学家，张仲景医道高明，能兼用多种技术治疗疾病。《金匮要略》就记载了使用人工呼吸来急救病人的方法：“救自缢死……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拌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息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他还告诫人们注意饮食卫生，如说：“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金匮要略》）在药物的应用方面，如用白虎汤（由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四味组成）治疗乙型脑炎，白头翁汤（由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四味组成）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组成）治疗外感风寒等症，都有显著的效果。
由于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局限，在张仲景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糟粕，如劝人不要吃燕肉，说吃了“入水为蛟龙所吞”，“六甲日勿食鳞甲之物”，“父母本命肉（如肖牛、肖猪）食之，令人神魂不安”（《金匮要略》）之类。这些迷信和不科学的东西，是应该加以排除的。
华佗，一名，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曾游学徐州，通晓医理，在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一带行医。曹操常患偏头风病，请他去做侍医，他不愿意为曹操一人服务，结果被曹操杀了。
华佗在当时是一位杰出的医生，精通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针灸科，尤其擅长外科，后世称他为外科鼻祖。相传他发明一种麻醉药，叫做“麻沸散”，“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三国志·魏志·华佗传》）。我们知道要施行这种外科手术，第一要懂得人体解剖，第二要有可靠的麻醉剂，第三要消毒工作做得好，华佗在这三方面可能都做到了，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有一次，彭城夫人的手在晚上给毒蝎咬了，很是痛苦。华佗叫她用暖酒来热敷，到第二天早晨，疼痛已止，肿也消了。热敷的应用，可以说是华佗的发明。
华佗很重视平日的运动与锻炼，对他的学生吴普说过：“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不过度）。动摇则谷气得消（肠胃容易消化），血脉流通，病不得生。”（《三国志·魏志·华佗传》）“卿见户枢，虽用易腐之木，朝暮开闭动摇，遂最晚朽。”（《医心方》卷27引《华佗别传》）他创造了一套医疗体操，“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就是模仿这五种动物的动作姿态，可以使全身各个关节和肌肉都得到舒展，“沾濡汗出”，“身体轻便，腹中欲食”。吴普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后来活到九十多岁，还是“耳目聪明，齿牙完坚”（《三国志·魏志·华佗传》）。
华佗的学生，出名的有三人。一个就是吴普，著有《吴普本草》；一个叫李当之，著有《药录》；还有一个是善于针灸的樊阿。吴、李两人在药物学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他们的原著虽然散失了，但有一小部分还保存在《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
王熙，字叔和，西晋太医令，著《脉经》十卷。《脉经》总结了西晋以前的脉学经验，详细辨析了三部九候及二十四种脉象，并论述了脏腑各种疾病的诊断方法，为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王叔和除了撰写《脉经》以外，还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做了细致的整理工作。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西北）人，后徙新安（今河南渑池）。因家道贫寒，他边耕边读，勤学苦练，成为史学专家，著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书。中年患风痹疾，半身不遂，乃悉心研究医学，精通针灸术。他根据《素问》、《针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结合自己取得的经验，撰成《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病理变化，厘定了腧穴的总数和部位，详尽地介绍了针灸的操作方法，和应该注意的禁忌。它既然说明了针灸疗法的效验；而又慎重地指出人体的有些穴位，是不能下针刺的，如“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刺中肝，五日死”；“刺中脾，十五日死”；“刺中肾，三日死”；“刺中胆，一日半死”，刺坏大血脉，“血出不止死”。《针灸甲乙经》是我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对于后世针灸疗法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后来这部书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国际医学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晋的葛洪，是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同时也是医学家，他对医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著作有《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卒救方》三卷。葛洪采录张仲景、华佗各家的验方，集为《金匮药方》百卷。以后感到《金匮药方》卷帙繁重，“非有力不能尽写”。同时各家所著的备急方，又“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因此他住到交、广以后，就编写这样一部简易的方书————《肘后卒救方》。书里记载的方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他又认为针灸科灸易针难，“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人体生理结构和穴位）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所以葛洪在《肘后卒救方》中，只讲灸的操作方法而没有介绍针的操作方法，因为“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葛洪《肘后卒救方》序），不比针那样容易发生医疗事故。成书后因卷帙不多，携带便利，可以随身挂在肘后，故以取名“肘后方”。书中备列急性传染病、各脏器急慢性病、外科、儿科、皮肤科、眼科以及六畜病的治疗方药。对每种疾病，都讲到病源、病状、治法和药方。由于药方从“便”、“廉”、“验”三方面着眼，因此这部书流行很广。
葛洪在《肘后方》中，对结核性传染病，已有了深切的认识。他把传染病叫做“尸注”、“鬼注病”。他说：“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约使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他对结核性传染病的症状和传染情况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肘后方》里，葛洪还介绍了天花的症状，他称之为“虏疮”。他说：“比岁有病天行发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疗，剧者数日必死。疗得差后，疮瘢紫黯，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也。世人云，以建武中（公元317年）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外台秘要》卷3引《肘后方》）。这是中国关于天花的最早记载。在药物的应用方面，葛洪也经常用常山来治疗疟疾，用黄连来治疗痢疾，用麻黄来治疗咳嗽和哮喘，用昆布、海藻来治疗甲状腺肿大，用大黄来作泻剂，用松节油来医关节炎，用雄黄、艾来作消毒剂，都收到显著的医疗效果。不过葛洪的方书，也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里面掺杂有许多迷信和不科学的东西，那些糟粕部分，是应该加以剔除的。
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整理出《刘涓子鬼遗方》五卷。这是一部较早的外科学方书，书里收集了很多有关痈、疽、金创方面的药方，对当时外科治疗，起了一定作用。书里对痈、疽两大证状的鉴别和诊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它对于辨别痈的有无脓和手术地位，也有详细的记载。它说：“痈大坚者，未有脓，半坚薄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便可破之。所破之法，应在下逆上破之，令脓得易出。……脓泄，去热气，不尔长速，速即不良。”这一部书到今天还完整地保存下来，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外科学的重要参考著作。
葛洪的《肘后卒救方》，原本有八十六方。到了南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陶弘景认为这部书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有不少新的验方可以补充。于是他把葛洪的八十六方删并为七十九方，另外又采集补阙，增添了二十二方，合为一百零一方，并重新加以编次，改名为《肘后百一方》。《肘后方》经过陶弘景的补充以后，在民间广泛流传，其影响更大了。
陶弘景除了增订《肘后方》以外，在药物学方面，又撰成《本草经集注》七卷，这书亦称为《名医别录》。原来从汉代就流传着一部《神农本草经》，因为这部书中有后汉的地名，所以许多人怀疑是张仲景、华佗等人所编录的。到了华佗的弟子“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故陶弘景加以整理。他把《神农本草经》原来著录的药品三百六十五种，详细地加以订正，另外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三百六十五种，合成七百三十种，订为七卷。《本草经》是用朱笔来书写的；《本草经集注》是用墨笔来书写的。他把七百三十种药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七大类，这种分类方法，对后来修撰的药典有深远影响。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里，在每一种药品之下，还指出药物的疗效和它采集的季节、产地等等。他还考订了古今药用的度量衡，并且规定了汤、酒、膏药及丸散的制造常规，这在中国古代药剂学上具有重要意义。陶弘景又著有《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隋志》著录，惜已亡失。
陶弘景既是一位药物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他平日常对人说：同时治两个患同一种疾病的人（如都是肺痨病），也应该根据他们各人的工作性质、生活条件、乡土习俗以及各人的情绪好坏等等，分别处理。所以他说：“复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褚澄（南齐名医）疗寡妇尼僧，异乎妻妾，此是达其性怀之所致也。”（《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1引）可见他观察人的疾病，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1] 《齐民要术·种谷篇》自注称：“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予言曰：‘昔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刘仁之据《魏书》列传载，出帝初（公元532——534年）为著作郎，兼中书令；出除卫将军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当时之誉，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卒。则思勰成书，当在公元534——544年之间。
[2] 《齐民要术》中所采用的歌谣、谚语，有三十多条，都是极好的经验总结。如关于黍穄的收割时期，引谚曰，“穄青喉，黍折头”（《黍穄篇》自注），谓穄当在穗基部和秆相接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褪色以前收割，黍当在穗子完全成熟到弯下头来的时候才收割。如关于种黍的时期，引谚曰，“椹（桑椹）厘厘，种黍时”（《黍穄篇》自注），谓桑椹成熟，正是种黍的季节。如关于耕作，引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耕田篇》自注），谓翻耕不摩，简直是闯祸。如说明锄地要及时，引谚曰，“锄头三寸泽”（《杂说篇》），谓多锄一次地，犹如多下一次雨。如强调雨水对麻的重要性，引谚曰“夏至后，不没狗”，“但雨多，没橐驼”（《种麻篇》），谓夏至后种麻，不易长大，连狗也遮蔽不住；只要雨水多，麻会长到遮得住骆驼。又如说小麦要种在低地，引歌谣曰，“高田种小麦，不成穗（有气无力不结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大小麦篇》），用男儿作客他乡，形象地来比喻高田种小麦。这些都是用一两句话或谚语、歌谣，概括出人民在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3] 参考万国鼎教授著《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石声汉教授著《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