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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不可征伐之国，但日本在万历年间侵略朝鲜，公然与明军对敌，犯了十恶重罪，足以发兵征讨其本国了。再者说，日本的银矿大开采是弘治、正德年后的事，高皇帝若是有先见之明，说不定早就打过去了。
再加上每年九百万两的辽饷，京官要分润一半，也就是四百五十万两白银散入贪官污吏手中。在这种局部性通货膨胀中，崇祯拿着不到二十万两的内帑，竟然什么事都做不成！
自古以来忠言逆耳，这个论断本就不好听，外加至今为止，大明对欧洲国家的海战记录还不曾有过败绩，所以贸然地做出战败的预言非但不合情理，也会被人指斥为愚昧胆怯。
“日本闭关锁国我是知道的，但德川幕府不是允许大明海商和荷兰人在长崎交易么？”朱慈烺问道。
而且只有大量的人才涌入航海业，才能打破传统父子、师徒相传的航海术垄断，避免技术陈旧落后。
“南洋许多造船工匠都是我大明子裔，可请朝廷命两广聘请。”
只要有足够的火炮，那么扩建一支大型舰队，难度自然也就不高了。
这场沈廷扬觉得数据有问题的海战，正是一五八八年英国舰队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虽然英国在这场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西班牙人的海上霸权只是被微微动摇而已。在一年之后，西班牙新组建的重炮舰队击溃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英国舰队，并在一六零四年强迫英国签订了《伦敦条约》。
然而白银真的贬值了么？其实不然，只是因为财富的过度集中，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朱慈烺在山东平清吏治，也是一个均平富的过程，白银从势家手中转移到了东宫手里，然后换成物资，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配到了百姓手中。
“我朝仍以接舷登舰为主要手段，或是放小火船烧其大船而胜。此正是西人数十年前的战法。”沈廷扬道：“臣以为，水师胜日本不难，但遇上西夷恐怕会有损失。与其走人家的老路遭败，不如改弦易张，造西式战船，以火炮取胜。”
“可是殿下，日本是太祖高皇帝钦定的‘不可征伐国’啊。”沈廷扬话虽如此说，但却是颇为期待。日本是产银大国，光是那么几座银矿山就是多大的利润！而且一旦要对日本用兵，水师必然要去，事后谈判、占领土地商埠、收取关税都能捞到极大好处，作为江南势家的沈廷扬，怎能无动于衷。
沈廷扬观察着朱慈烺的神情，心中忐忑不已。他说是从受命以来才想着写这部书，其实早在他刚刚执掌家业，谋求兴盛沙船帮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思路。尤其是关于各种海船的比较，以及海战思维的阐述，都是多年的底蕴。
《皇明通报》上屡次登出官军打败东虏的消息，沈廷扬自然会去找人打听。只要是有点消息渠道的人都知道，现在大明作战动辄就用三五门火炮，多的更有十数门。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反扑的西班牙人，在海战中获胜的原因都一样：重火力打击。
然而正是这两部分，最容易给他惹来祸事。
“殿下，日本人在长崎港外建了个小岛，允许荷兰人在此岛装卸货物，并不允许他们登陆日本国土。”沈廷扬道：“至于我大明，也只有拿了德川氏颁发的朱印状才能在长崎入港交易。”
沈廷扬道：“此战发生于西历一五八八年八月，为我朝万历十六年。距今不远，而规模宏大。臣虽得闻于澳门葡人，即便在数目上有些出入，但战法上却未必会差。而且从今日海上情况来看，泰西海船、战术的确尽仿英人。”
“这就意味着，”朱慈烺叹了口气，“在海战上，我们的确落后一个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