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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云南银课的数目，不足六万两。云南银课占全国银课六成，所以能够估算出当年全国银课收入为九万两上下。银课税率是三分抽一，所以当年大产额大约在三十万两左右——这是考虑了合理“贪污”的情况。因为万历八年是张居正执政的巅峰时期，官员还算是较为廉洁，但并不能杜绝贪污、假账、挪用、瞒产等各种官场陋习。
崇祯登时头晕目眩，幸福得几乎就要昏阙过去。
“这都是宫中老档可查的数字，查不得的数目与贪污、私采的数目实在无从估算。”朱慈烺道：“就算加倍吧。我朝历代以来累计开采的白银就是八千八百万两。这却并非天下白银的总数。”
“湖广的土地都是宗藩、豪强地主所有，真正的农民能拿到什么银子？能交够田税就不错了。非但如此，我大明有两三百亩地、雇得起长工的中小地主都没银子。其家人也得下地干活，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才能吃上白米。”朱慈烺道。
崇祯没有得到自己要的答案，但对这个问题也的确很有兴趣。
三十万两显然比二十万两高出了三分之一，但考虑到崇祯朝后期的银课愈发萎缩，国变之后根本没有收到云南的银课收入，所以用二十万这个数值信心指数更高一些。
“姑且按照二十万两算，”朱慈烺道，“也就是八百万两。这能否说明全国就这点银子呢？”
——你当我什么都懂么？我也是要私下准备很久才能在您面前侃侃而谈装得无所不知啊！
当然，用更“专家化”的语言来表述，这叫做：百分之某数的信心指数。
有百分之八十的信心指数，就意味着对此数据具有百分之八十的信任度。
崇祯的双眼迸发出灼|热的目光，仿佛要将儿子融化一般。
“以你东宫官也做不好？”崇祯忍不住问道，甚至失去了政治敏感性：法理上的东宫官只是一小撮皇太子的私人助理罢了。所有的地方官都是朝廷命官。
崇祯猛然间从云端跌入了深渊，张口结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祖宗立国以来，谁见过这么大笔银子！
崇祯听明白了朱慈烺的意思，也知道自己当政的十七年间每年银课收入不过两三万两，摇头道：“你这估得也太高了。神庙派矿监实乃饮鸩止渴，一时风光，却空前绝后，不足为例。”
“一条鞭法以实物折成现银纳税，看似方便了国家统计征收，也丰富了国库，但农民手中的确没有银子啊！”朱慈烺叹道：“故而有御史说山西丰年都要卖妻儿才能纳上税，这未必是空穴来风。盖因朝廷只收白银，农民得将收成卖了才有现银。可是没到收获之际，谷价必然被商人压低，故而收获甚至不足以偿还耕种时借的青苗钱。”
朱慈烺只想到晋商如今没有取得皇商地位，也就没有原历史时空中独霸长芦、河东两个大盐场，也没有垄断乌苏里、绥芬等地的山参市场，所以家产或许不如原历史时空中那么丰厚。
“难怪我大明有如此之多白银，朕却完全没有银子可用！”崇祯恨恨道。
“购买湖广的粮食？”
朱慈烺摇了摇头：“王安石用的青苗法，本出于晚唐藩镇敛财之术，事实也证明想法虽好，却不易执行。聚敛之官以此放出高利贷，反倒害苦了百姓。”
“父皇，关键不在地窖，而在我大明的税收。”朱慈烺道：“我大明以农立国，朝政收入全靠农税。而父皇从儿臣刚才描绘出来的那条白银走动的路径来看，可有哪一步是走到农民手中的？”
——慢着，一群商人就能有这么多银子，这大明到底是谁的天下？
“对对，刚才说到百姓手里没有银子。快想想，如何让百姓有银子用，朝廷又能征得上税！”
崇祯听得大汗淋漓，脸上腾起两团红晕：“宋时王安石用青苗法，我朝可行乎？”
“此番光复张家口之战，擒拿通虏之家三十三户，首恶皆以正法，余从家眷皆分发教坊司、苦役营。收缴赃款……”朱慈烺读到此处，故意停了停。
崇祯已经那个被绕进去了，他学过历史，但还没学过如此近的历史。而且就他本心来说，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祖父是个好皇帝，非但对他父亲不好，而完全没有尽到皇帝的责任。话说回来，泰昌帝作为他的亲身父亲，对他也不怎么好。
“三亿两！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崇祯失声叫道。
“赃款现银肆仟又肆佰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