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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陋习别说后世民国，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年，在偏远山区还是令人头痛的问题。而后世已经名正言顺地打破了宗法社会，此时的宗族却是庞然大物。朱慈烺有时候真希望像在山东一样，集村并屯，直接用暴力打破，但是一省容易一国难，短暂的压榨百姓能够承受，如果说彻底砸烂，却是谁都不愿意的。
即便是山东，现在战事平复，那些被迁徙的农民也仍旧想方设法与宗族取得联系，再次联络起来。
朱慈烺总算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宗族私刑私法必须先禁止。国体唯一，大明境内绝不许法出二人！先生回去还要在‘宗族’上多下功夫。”
“私刑、私斗……还有，如果族中有人做官，贪墨银钱转入族中，如何杜绝？如何追索？”朱慈烺问道。
既然人伦要维护，宗法社会的基础不能打破，大明律里许多看似落后的糟粕也就无法剔除。朱慈烺真正能够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方面：更多地订立部门法，将民商、刑事分离，有条件地制定诉讼法，同时拆掉“民告官”的门槛，为日后行政复议和行政法做些铺垫。
方法很简单，只是很多时候人们陷入了思维盲区，看不见而已。
“那……”
这是严重违背善良风俗的恶法。
——不用谢。
朱慈烺记得另一个时空中的确有过这样的现实，结果却是几代人为之埋单，华夏传统几乎断绝。如果要这样做，跟鞑虏入主中原又有何区别？
“实在没法子就只有国家吃些亏，让他以劳役抵罚金吧。”朱慈烺已经觉得有些疲倦了，早餐在胃中消化殆尽，人开始有些动力不足。他摇铃让陆素瑶进来，送上点心，也请李明睿一起吃。
直到朱慈烺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回避。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一旦泯灭了道德，全部用法律来代替，那就只能逼迫全社会的人都成为罪犯。而国家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警力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最终结果就是立法很细致，执法很粗糙，最后全民心安理得地犯法，法律也失去了公平正义可言。
等到终于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实际控制权，加强了基层控制力度，可以尝试法治改革，以更适合发展型国家的需求修订大明律法……朱慈烺却发现，自己这个法学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在这方面能做的更少。
法官可以申请回避审理自己五服亲、师徒、同窗、恩仇的案子，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申请主审法官因为以上原因回避。
大理寺有议法权，可以提请法律法条的通过，但只有皇帝才有权力立法！
真正让法官们心生敬佩的是皇太子法学修养的是皇太子提出的“司法回避制度”。
一旦实行这个方法，分家之后破落的一支，只需要故意犯罪，就可以将兄弟拖死。是否会有这种无赖在败完了自己的那份家业之后，以此讹诈上进、勤俭的兄弟？朱慈烺以最恶意的心态去揣摩世人，想必是会有的。
民商法中，主要是对如今商业习惯进行法条形式的确认。在大明这个近乎畸形的经济体中，合伙、分红、东主、掌柜已经十分成熟，除了习惯词汇有些差异，几乎可以完全套用后世《公司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李明睿想了想，又道：“殿下，兄弟呢？”
就如现在，朱慈烺一旦将“连带无限责任”引入罚金制度，其斩衰至亲就要承担连带无限责任，通俗地说：倾家荡产一起赔。这里的斩衰已经不是穿孝服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的连带。
人有祖宗敬畏，则有底线；有乡约村规，则有风纪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则是人性的最后防线。当大明法律普遍颓败之际，正是道德还在发挥作用。譬如钱谦益以正妻婚礼娶柳如是，大明律已经管不到他头上了，而乡人自发地投掷以砖瓦，维护社会道德风气。
后世法学学生都必须的记住崇祯二十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否则法制史科目堪忧。因为老师最喜欢考的就是变化、节点和特例。
朱慈烺在整理记录自己初高中数理化知识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在啃最硬的骨头，一直安慰自己：只要把这辆重车推上轨道，日后的吏治整顿和法治改革就要轻松得多。
“先生以为呢？”朱慈烺问道。
“族中人以子、侄之名，诡寄田亩，逃避粮税，如何查处？”朱慈烺又问道。
虽然看似有些无力，但也能震慑那些脸皮不如钱谦益的人了。
朱慈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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