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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突破临界点就没有问题。
诚如颜之推说的“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少年时候的习惯甚至会影响人终身。朱慈烺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学霸一类的人物，很自然地沾染上了“权威崇拜”的习惯。这使得他对明朝，以及明朝社会并不抱有太大的好感。
在新文化运动对宗法社会的战争中，新兴的公民思想要击溃故有臣民思想，颠覆传统道德和其价值观。故而在鲁迅等人眼中，历史书里满篇都在吃人，字里行间都是血迹。这些干将们注定要击碎宗法社会政治和法治的双重属性，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并将之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头脑中——所谓启迪民智。
在一片称颂声中，朱慈烺的车驾终于缓缓前行，离开了任丘县这个特产苇席的地方。
关键在于歉收、绝收，以及分配不均。
“大理寺正好考虑一下，如何出台一部《皇明自然环境保护法》，粗略有三点：可以开山，不可毁林；可以垦荒，不可填湖；可以狩猎，不可令其绝种。”
作为大明的皇太子，朱慈烺从未想过要发展社会主义，至于资本主义也仅仅是一株似有若无的萌芽，所以他在现阶段必然要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保护宗族宗法的政治属性，巩固自己的法统地位——否则带人革自己的命么？
“天下太大了，有得是地方给百姓种地收粮，何必要破坏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呢？”朱慈烺话中有话。
各县裁判所定期派出法官巡回各村，头一日公开接受诉讼，审理案情。翌日立一帷幕，村中老幼次第而入，报上自己姓名住址，各给红绿豆一枚。无事者交付绿豆，将红豆投入缸中。有冤不能口述者则暗递红豆，丢弃绿豆。
眼下并没有人意识到族权与皇权存在矛盾。在所有人眼中，皇权是理所当然天下第一，神圣不可侵犯。
朱慈烺决定从影响最大的“分配”上下手，对于新开田土也就不甚上心了。如果分配问题不解决，哪怕开再多田地，也会有人饿死。现在这样还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服务业，让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加快资本累积。
这也是隐形的贪腐成本。一旦被抓，钱财尽失，就连过去付出的努力也都白费了。
又因为有前世的记忆，所以朱慈烺对国家司法权十分敏感，这就促使他要击碎宗法社会的法治属性。
控制了祭祀权、在宗亲中有极高影响力的族长，与控制着实际生产资料的房长之间的矛盾；受大宗欺凌的小宗，以及仰仗小宗鼻息的大宗，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想摆脱宗族约束却又不愿失去宗族庇佑的宗人，与深感对宗人缺乏约束力的族长之间的矛盾。
在大家无法平等地坐在一样高的椅子上时，索性全都坐在地上。
冯元辉提出的办法是“巡回”。
无论是先来的“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后来的“马先生”“列先生”，皆是如此。
这些矛盾的双方，在自己掌握着强势力量的时候，都希望强者为尊。在自己处于弱势下风的时候，又希望向官家讨个说法，让外人来评评理。
各宗族祠堂作为宗族核心，一并被官府登记在案，同时登记的还有宗族所有的宗产，包括义田、公田、祭田等等。这在官面上的说法是：保护族产，不使不肖子变卖、偷盗、侵占。然而其后手却是针对那些贪官，防止贪墨资产转移至族中，看似两袖清风，其实已经吃得脑满肠肥。
除了意外地收获了一批苇席之外，朱慈烺也知道了有人要垦荒白洋淀。
“开林垦荒与填湖开地都是好的，”朱慈烺充分肯定了农民的拓展意愿，“但是天下生态，不能光有农田，一样要有湖泊湿地来分水蓄洪。现在为了几亩好地把湖填了，以后受了灾再要改回来就难了。”
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尚可原谅。此时的大明却根本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
又因为朱慈烺放开了对立祠堂的限制和保护，降低了门槛，许多大宗族甚至因此分裂出来了新的小宗，自立祠堂，开枝散叶去了。一些在当地缺乏底蕴的家族，也能够借此机会立了祠堂，开宗续谱。这些人自然也都成了《宗族法》的坚定支持者。
在民间商行没能与国家机构展开人才竞争之前，朱慈烺着实有些肆无忌惮。
因为这样的矛盾，让朱慈烺仔细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历史与文学知识，加上这些年来的见闻，总算找到了另外的可能性。
如何保证宗族内部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关起门来执行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