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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内部的矛盾却是存在多时。
如今粮食异地供给已经成了必然趋势，即便四百年后华夏大地人口十数亿，主要的产粮区也才五个。以现在大明的人口，即便根据太祖开国时的八百五十万顷来算，配合外购的粮食，也足够所有人维生。如果按照万历年间的统计，全国耕地在一千一百余万顷，那么更不至于出现饿殍遍野的情形。
朱慈烺对宗族的认识，很多来自于鲁迅的小说。然而真正走入百姓之间看一看，与身边饱受“宗法大山”压制的人民交流之后，朱慈烺却没有发现礼法在吃人。而那些出现“吃人”现象的地方，恰恰是因为礼法不被尊重。
朱慈烺此时才真正感受到，原来“坑”也是能大受欢迎的。
随着各宗族族谱在县府备案，家规族训、乡规民约都有了府县衙门、三老、外姓的介入，谁也不能关起门自说自话。借着如今皇太子的薄达云天的声望，各家对于这种介入都秉持了最大的宽容和欢迎。而介入者也因为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尽量不对他人家事指手画脚。
这主事早就听说过“经济普查”这个名词，是姚桃在转述皇太子训示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这四个字颇有些风宪官的意思蕴藏其中，为了能够脱离这个整日打算盘的工作，这位主事自告奋勇前来任丘，希望日后真的有“普查”时，自己能够优先选用。
让朱慈烺意外的事，不等他下令，河间府其他各县已经闻风而动，而大部分宗族则表现出了热忱欢迎的姿态，真正抵触的宗族少之又少，最后也随了大流。
一旦厘清思路，明白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在这番动作之下，河间府任丘县百姓的户籍上多了一项颇有地方特色的填空：所属宗族祠堂。
这种垦荒一般被当地官府支持，也是朝廷增加田税的重要途径，但既然此地有发展第三产业的机会，自然要在政策上有些偏斜。
一旁的冯元辉突然想起自己说过的安南、占城之粮，心中一动，暗道：莫非殿下真有外拓进取之心？到时候做个天高皇帝远的百里侯却是不错啊！
朱慈烺很担心是民政官员为了政绩，下了猛手，又派了人四处巡视，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在是许多宗族主动找到官家，要求效仿任丘制度。
“殿下，天下承平，人丁日多，没有足够的田亩如何养活人口？”
一旦开始反思，也就能够看清事物的全貌了。
鲁迅本人和其他左翼文人一直有“论敌”存在，可见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也只是其中一方，掌握真理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果鲁迅所言切中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根结，为大众所信服，他就是精神领袖了——事实上他是个斗士、狂人，用流行语来说只是个“小众写手”。
河间府和新成立的民部，以及大理寺都派了人前来视察。河间府考虑如何将之推广全府，大理寺则要考虑如何形成条文，确定《皇明宗族法》文本。民部嘛，什么都不用考虑，只是来帮忙干活的。
唐太宗行科举而自得：“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等见过了全村老幼之后，法官便请县里警察一道暗访，查明事情真相，保护弱势诉冤的当事人。
在互相谦让之下，政治层面的工作推进极快。
县里有裁判巡回各村，府里有推事巡回各县，多一个渠道就少一份情弊。再加上风宪官或明或暗的监督，不敢说政治清明，暗无天日却绝不能够。
宗族宗法社会本身具有政治和法治两重属性，是对皇权的补充。自己一直纠结的问题，如果细细分析，其实是如何保有其政治属性而击碎其法治属性。
关键在于法治层面。
一个主事带了一百个从十岁到二十岁不等的学生，跋涉三百里，到任丘县重新制定户籍本格式，帮着进行补充户籍登记。还要进行宗族人口与非属宗族人口的调查统计，同时也要进行初级的职业调查，看有多少人在从事工商服务业，为日后进行更多的统计调查进行实践。
事实证明，在东宫体系之下，好职位固然众多，但要想获得好职位所付出的辛酸和血汗也是少不了的。
秉持着这种想法，各氏宗族纷纷往朱慈烺的坑里跳，生怕自己跳得晚了。
朱慈烺有个优点，从来不将人想得太笨。他没想过自己挖坑，别人一个个会跳得十分愉快。对于《宗族法》的推广，他决定看任丘的效果，一旦合适就用国家力量强制推行，只要不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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