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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不能干涉地方司法，总觉得处处受限。见吴易这般支持，总算松了口气。商人之家出身的廖兴，当然也知道没有白受人好处的道理，大方问道：“方伯若有用得到廖某之处，但说无妨。”
廖兴一时气馁。
这些生员当然是归廖兴管的，论说起来，他有权削了这些生员的学籍，让他们数年光阴白费。不过他牢记祖父交代他的任务，要为家族开拓江南市场铺路，所以尽量不要得罪当地大户。而那天闹事的生员之中，有几个就是浙省望族子弟。
廖兴心中有了底，笑呵呵地随吴易上车，做好了斗争准备。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疏忽大意带进去了病毒，所有人的努力都化作白费。
即便如此，田存善也多派了打头娘子，但凡有人忘了消毒环节，罚银罚饿不说，还要让所有娘子都来骂她一句。
“收敛？”廖兴不由浮出一股怒意：“前几日还有生员在我衙门口聚众，大肆辱骂朝廷命官——也就是本官！府里警察非但不能驱散了事，还被他们打伤了几个人。杭州府也有脸跑我这儿来要医药费！呸！若是在开封，本官断不会让他们全家走脱一人！统统送去挖矿修路！”
田存善严苛控制蚕庄的消毒检疫工作，所有养蚕娘子都要过三道岗，换三身衣服，洗三遍手，最后要将头发包得严严实实才能进入蚕室，以免将“病毒”带入其中。她们知道这些夏蚕是自己谋生的根本，也知道老人家说过夏蚕秋蚕最易害病，比春蚕更娇贵，所以丝毫不敢马虎。
蚕农本身不是一种固定职业。每家蚕农都只是在春季养蚕的农民，一样要有土地耕作。没有土地的破落户是没资格养蚕的，否则连桑叶都买不起。
“我想将这块荒地划出来，建个丝镇。”吴易带着浙江省与杭州府一应官吏，站在一座没名字的小土岗上，跨过一道山凹，就是缫丝厂和蚕庄。
吴易总算放心了。
吴易回过身，望向队伍外围散落的一个“奇点”。
这辆车是皇太子走后，丝行大户们捐给浙江布政使司衙门的，属于民间襄助的公车，吴易用起来没有丝毫心理障碍。
吴易说完，又要照顾廖兴面子，道：“提学所虑也并非杞人忧天，若是真有人不愿迁，我等凭空定下考成要求，却又成了扰民的恶法。”
廖兴是个爱凑热闹的外向人，本来被浙江官员排挤很不舒服，此刻吴易主动亲近他，自然让他心情酣畅，上前道：“人家都有家业，为啥会迁到这里来。”
将这些女工连同她们的家属全都移居到这个规划中的丝镇来。或者反过来说，以后缫丝厂和蚕庄的女工、娘子，都从这个丝镇里招人。如此可以保证女工每日回家，照顾家里，也能保证厂、庄的用人。
“方伯，您看浙省警力能否照顾一些。”廖兴道：“我督学浙江，本无根底，若是没有这些警力，巡视各地颇有不便。”
东林之所以能以书院为载体，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也正是源出于此。再加上弘治之后，官府管辖放松，生员们一个个都以“公义”、“礼教”为圭臬，仿佛卫道士一般，非但议论时政，甚至还干涉官府施政。
“这些书院可要本分才好。”廖兴若有所指。
这道圣旨虽然被刻成了碑文，但是民间歧视堕民之风并没有改善，后来还说这些人乃元末群豪的后裔，为大明之敌，所以奉旨鄙视。
这也是村妇们对“病毒”不熟悉，只以为是瘟神的邪法，被太微星君破了。正是这种懵懂，才让她们更加敬畏，不敢有丝毫懈怠。
廖兴从来不耐烦这些官面上的废话，直截了当道：“江南是文教大省，果然不同北方。即便是在中州之地，都只能官办公学。到了南方，却是私学书院更加盛行。”
廖兴略有迟疑，还是朝吴易走去。他边走边在脑中厘清了官职之间的关系：吴易是浙江布阵，顶头上司是吏部。自己这个提督学政，顶头上司是礼部，说起来同朝为官，其实是两条线上的蚂蚱，保持礼数就够了，不必巴结他。
不管怎么说，直至今日，绍兴百姓还是耻与堕民为邻。堕民修建屋舍，也知道比其他百姓矮一头，否则就要被乡间百姓欺压。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固定营生，只有遇到红白喜事才能当个杂役，扮个孝子……就算想卖身为奴都没人肯收，日子过得十分凄惨。
“廖提学，此处如何？”吴易笑吟吟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