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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愈巧，上之持世愈无权，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赫然要以自己来矫正士风，砥砺气节，为“衰世”树一榜样。
真正的生员也只不过比公士多免了二石税粮罢了。
朱慈烺起用刘宗周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刘宗周的名声的确太大，他的两个弟子黄宗羲与陈确又都在舍人科供职。
这就是上辅君王，下安黎庶，群臣避道，礼绝百僚的宰相。
九月间的京师对吴甡这个年纪而言已经很冷了，还好皇帝陛下在办公条件上从未苛待过臣属。
此时距离国子监上奏，已经过了三个月。距离吴甡票拟递呈，也已经过了一个月。
从隆景元年开始正式衡定的民爵也渐渐普及，只要纳税额度高，就能获得子、男之爵，形同贵戚。就算纳不了那么高的税，当兵、做工、乃至务农，男人只要有正经营生，女子只要嫁得夫婿，就能拿到“公士”的头衔。
从世庙至今也近百年了啊！怎么国家养士反倒越养越少呢？
对于朱慈烺而言，第一次听到刘宗周这个名字还是在重生之后。因为没有前世的人物设定，朱慈烺将刘宗周归入了“空谈腐儒”一类，而且是极其不会说话的腐儒。
当然，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这类权相并不在此例，但他们无一得以善终，故而成了后来阁老首辅的反面教材。
以前国子监还可以卖监生名额，现在大家发现新学出来的学子更容易当官，尤其是考法政学院或者行政学院，出来稳稳当当就是个官员。如果抱负大些的，还可以去新拓地担当主官。若在海西那样的蛮荒之地，出仕就是个知府。
虽然许多奏本都只需要提批：“某部知道”、“内阁知道”、“照此办”……但偶尔也要进行抽查，以免被诸多人精糊弄。
其他阁老都是进士出身，本就对国子监出身的官员看不上眼。于是这票拟便随着题本走舍人科进了司礼监。
这就意味着国子监对今上的作用几乎为零。
吴甡看到案头放着的两个鸡蛋，这是司务送来的早点，他吃不了放着的。
吴甡颌首表示了解。
这样的人，如今却也肯入京为官了！
若是碰到自报考成科目、财产申报的时期，奏本更多。
“国子监本国朝立学选官之本，如今各序痒献才选能后来居上，岂不令公等羞惭？一味贪求国帑，而不知自新新民，岂非本末倒置？望太学诸公申序痒本义，本国学正宗，选贤与能，有益家国，而经费自当禀足也！”
如今皇帝陛下也没有废科举，只是偏心新学，这正是以“广尊诸子”来“罢黜儒教”，可惜世人眼中只有功名利禄，也跟着纷纷入彀。
如果布施恩义得不到友谊，那还不如加大压力，让他们彻底不敢反抗，甚至再也不能反抗。
当年汉武帝并未禁毁百家，但因为只有儒生能够做官，所以诸子尽皆湮没。这正是董仲舒以“独尊儒术”达到了“罢黜百家”的目的。
剩下关于军国大事的奏疏则要细细阅读，统合奏本意见和内阁票拟意见，深入思考之后才能做出决策。有些分歧过大的，则还要面见当事官员和阁老，进行讨论。
如此庞大的工作量，舍人科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公士虽然没有免税的优待，但却能在大明境内畅行无阻、见官不拜。还可以不以“小人”自称，更能够合法穿着绫罗绸缎。若是放在嘉靖朝之前，这就是个不完全版的生员啊！
最终结果就是崇祯如此文青的皇帝都觉得他迂阔，只是感叹他的忠心。
内阁首辅说到底只是个政治顾问、秘书的集合体，能够有今日的权势已经是历代内阁大臣们的篡权结果，需要有极大的自知之明，才能将这种制度巩固延续下去。所以吴甡有时候甚至觉得张四维、申时行等奉命阁老所作出的贡献更大于夏言、张居正那样权倾一时的权相。
北宋雍熙北伐，宋太宗与枢密院单独决策，将宰相李昉撇开一旁，结果引起了朝臣的集体反对，李昉也因此辞职抗议。宋太宗虽然仍旧执意进行了雍熙北伐，但结果却是惨败，不得不承认错误。
而且新学是今上不遗余力推动发展而成，在朝中不要跟皇帝对着干，这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吴甡的这几句话写得十分公道，而且是站在新学的立场上贬斥国子监。如今朝中小官书吏多是新学出身，占据了朝官大半，所以这种话即便传出去引起小部分人的不满，但终究还是能够得到广泛舆论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