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一 汉初的学术概况
所谓“汉初”，是指高祖、惠帝、吕后以及文、景二帝的一段时间（公元前二〇六至前一四一年），凡六十六年。汉朝初建，承袭秦法，但其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战国时代的态势，成诸家并立之局。其盛况虽远不及战国，但其庞杂的情形则十分类似。这是因为秦已覆亡，学术思想上的枷锁业已解除，恢复了自由研究的风气。虽然秦时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事实上在未废除之前，政府对学术思想，仍是不大过问的。汉初值大乱之后，百废待举，政府既无暇奖励学术；民间也无力量从事学术上的大规模研究，因此在学术上造成一种类似战国但具体而微的局面。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初仍然活跃，兹依次加以叙述。
汉初的政府，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学者只是以个人的知识，传授徒众。儒家方面，自汉统一后，叔孙通（秦博士）曾采古礼及秦仪，为汉制订朝仪。但此人乃一政客，而非纯粹的学者［1］。至于汉初儒家的传经者，则有田何（高祖时人）传《易》，伏生（秦博士，高祖至文帝时人）口授《尚书》，辕固生（文景时人）、申公（高祖至武帝时人）、韩婴（文景时人）治《诗》，号“齐、鲁、韩三家”；高堂生（高祖时人）传《礼》，胡母生（景帝时人）治《春秋公羊传》，瑕丘江公（景武时人）治《春秋穀梁传》。总之，儒家诸经，除《乐》在汉初失传，其余均各有传人。文景二帝时，政府设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也不亲任儒家。虽然儒生如韩婴于文帝时，辕固生、胡母生于景帝时，均曾为博士，但只是聊备顾问，并非专门研究学术［2］。
秦以尚法而迅速灭亡，汉初学者对秦法多持反对态度，因此研究者不多。高祖时，萧何掇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但谈不上学术的研究［3］。到文帝时，因为他本人喜好刑名，法学界也产生不少人才，最有名的要算张释之和晁错。张释之于文帝时曾为廷尉，守法不阿，持议平允，虽皇帝不能更易其判决，这一点已不同于秦代法家惟君主之命是从的作风。他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法学的学者，但他每判一案，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他的法学知识的丰富［4］。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于轵人张恢，文帝时为太子家令及中大夫，曾上书数十，言削诸侯及更定法令事，文帝不听。景帝时，初任内史，继迁御史大夫，曾更定法令三十章。其后因削诸侯地，造成“七国之乱”，终为景帝所杀。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列为三十一篇，但仅有篇数而无篇名，今已大部佚失。《汉书》仅载有他的上书数篇，大多为教战务农之论［5］。此外如吴公，少时曾师事李斯。文帝时为河南守，治平为天下第一，其后并征为廷尉。他任河南守时，曾延揽贾谊于门下。及为廷尉，乃荐谊于文帝。他虽无著作传世，但从他的治绩看来，他当是一位不凡的法家［6］。
汉初最有名的道家是齐国盖公和赵国田叔，二人都善治黄老家言（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战国末年人常好假借黄帝之名以立说，内容近乎道家。所谓“黄老”之学，实际就是老子的政治论）。高祖时，曹参相齐，盖公为言治道，以为“清静而民自定”。曹参以其道行之，结果齐国安集，大受人民的拥戴。惠帝时，参入中央为丞相，更推行无为政治于全国［7］。田叔曾学黄老术于乐巨公，为人廉刻自守，好游诸公。高祖时，赵王张敖任为郎中。其后高祖任他为汉中守，景帝时，任为鲁相。他虽习黄老术，但其为官行事，与道家有些不类［8］。文景时的王生，也善为黄老言，与张释之友善。景帝时，曾于朝廷之中，当众命释之结袜，群臣反因而益重释之，可见其声名之盛［9］。此外景帝太后窦氏，也雅好此道，以致景帝及太子、诸窦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之书，以尊其术［10］。
阴阳家之有著述者，有张苍及公孙浑邪。张苍原为秦御史，文帝时任丞相，于书无所不观，尤善律历。文帝时，他推论五德之运，认为汉当水德之时。鲁人公孙臣则以汉当为土德，结果汉纳公孙臣之说。张苍有著作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列为阴阳家［11］。公孙浑邪景帝时人，武帝丞相公孙贺的祖父。他有著作十五篇，《汉志》也列入阴阳家［12］。此外尚有方士，也属于阴阳家一流。如文帝时，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召见，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文帝信其说，作渭阳五帝庙［13］。
汉初纵横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不载。当因汉统一后，纵横家已无用武之地，以是研究者不多，但其风在汉并未泯灭。武帝以前，博士仍有习纵横之术者，武帝尊儒后才加以罢黜。尤其当秦汉之际，国家犹是分裂之局，某些人的行事，极具纵横家的作风。如随何曾游说英布，反叛项羽；郦食其曾游说齐王田广，投效高祖；蒯通曾游说韩信，反叛汉朝［14］。此类说客，当时为数甚众。汉统一后，陆贾于高祖及文帝时，两度出使南越，说其王赵佗服从中国，皆如意旨。他并于吕后时，劝大臣周勃、陈平捐弃前嫌，以制诸吕［15］。此外袁盎于文帝时上言压抑宦官赵同及文帝所幸慎夫人，议论动人。景帝七国之乱时，他曾出使吴国，劝吴王罢兵，并以危言陷杀晁错［16］。观其行事，也极似纵横家一流。至于名家和墨家，汉时业已衰落，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二 汉初的黄老政治
汉统一后，在制度法律方面，仍袭秦旧。但在政治精神及原则上，却选择了道家，亦即所谓“黄老之术”。其所以如此，原因约有二端：一是秦虽以尚法亡国，但其制度，甚为完备。汉初儒学衰微，除专治一经的秦国博士外，并无名动时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类的人，同时汉人更承袭了秦人的轻儒之风，例如高祖即经常对儒者横加轻藐和侮辱。道家在战国末年虽是显学，但其本身并无一套政治制度。至于汉廷君臣，大都出身于低层社会，本身没有创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汉廷除承袭秦法外，别无其他的途径可循。二是自秦统一直至汉初的二十年间，人民因处于暴政及战乱之中，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莫不希望获得喘息的机会，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此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实有其情势上的必要。
以黄老的政治精神及原则推行于全国的是曹参。惠帝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相国萧何卒，汉室以参继其位。他继任后，立即推行“无为”政治，一切遵循萧何所定的旧规，不予更动，以免扰民。他任相国凡三年，于五年（前一九〇年）去世。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7］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至于无为政治的内容，不外对内轻徭薄赋，简省刑罚，竭力避免烦苛的兴作，一意与民休息；对诸侯国则采取放任政策，不干涉其内政。对外族如强邻匈奴，则力求亲善，甚至不惜屈己以求保持和平关系。对南方诸越国，也都采安抚政策。战国以还，因战争及暴政，人口锐减，至汉初，名城大都，户口什余二三，民生凋敝已极。这种政治原则，自是救时的良药。
曹参死后，无为的政治原则仍为吕后所继续遵行，直至文景，前后达五十余年。赋税方面，秦时“收泰半之赋”（三分取其二），民不堪苦。高祖统一后，租赋改为十五税一，至景帝，更改为三十税一。人民的负担，大为减轻［18］。法律方面，汉法虽承袭秦法，深刻严厉，但甚少施用。同时并废除若干酷法，如惠帝时废挟书律，吕后时废三族罪及妖言令，文帝时除肉刑法等［19］。营建方面，高祖时，以长安新建，曾筑长乐、未央二宫，并为其父营新丰县［20］。其后下至文景，极少营建。对于诸侯王，文帝时，吴王濞称病不朝，帝优容之，并赐几杖［21］。对于匈奴，高祖时，因平城之败，对匈奴采和亲政策，岁时贻以酒食缯絮。其后汉室仍谨守此策，数十年不变。吕后时，匈奴冒顿单于写信向吕后求婚，措辞亵慢，后忍不与较，反覆书赠礼以慰劳之。文景二帝时，匈奴屡次入侵，汉室也只作被动的防守而不进攻［22］。
史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3］又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24］又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25］从上述史籍的赞语，可以看出无为政治的绩效。
无为政治，并非全无缺点。道家的政治理论，只适于“小国寡民”，而不适于一个庞大的帝国。由于无为政治的施行，使汉帝国的政务，陷于半瘫痪状态。诸侯王强横，藐视中央，几使分裂之局，重现于汉初。匈奴则屡次入侵，其游骑曾至长安附近。若干朝臣，已对此种政治原则不满。如吕后时的樊哙，文帝时的贾谊，景帝时的晁错，或主张讨伐匈奴，或主张制裁诸侯王。但汉廷对匈奴始终不敢进攻，而晁错削诸侯王地，更激起“七国之乱”。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吕后及文景二帝不是英明之主，则汉帝国的前途，简直无法想像。
无为政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使人民各安生业。五十余年间，汉帝国由残破困贫而达于繁盛富饶之境。景帝的讨平七国之乱，虽然是被动的，但已约略显示出汉廷的意欲改革。他的时代，可以说是汉廷从无为走上有为的过渡时代。到武帝，开始大有所为，但他所凭藉的力量，也正是汉初五十余年的积储。
三 法家的再兴
汉到武帝，开始尊儒。其后儒学渐盛，儒家的政治力量也日益庞大。这种现象，固由于武帝的提倡之功，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武帝是一有为之主，黄老之术在政治上经过五六十年的实验，业已弊象丛生，尤其无法配合武帝的心胸怀抱，因此武帝不再行无为之政。但不用黄老，仍须选择一种政治理论而遵行之。秦以尚法而亡，造成大乱，是汉人极其惨痛的回忆；讳言尚法，是汉初政治界及学术界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武帝至少不能公开提倡法家政治。同时国家统一已久，纵横之术自然要遭受淘汰，而阴阳家在政治上更毫无制度及理想可言。既然道、法、纵横、阴阳诸家皆不能用于政治，最后自然轮到儒家。
武帝虽然尊儒，但儒家拘泥迂阔的作风，与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大相径庭；而他的一生行事，也莫不与儒家背道而驰。因此他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不要儒家来负担，而他所亲任的乃是任法言利的法家。虽然他曾以儒家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实际也是文法吏，只是“缘饰以儒术”而已。武帝对儒家，也并非毫无好尚。儒家丰富的知识及其王道的政治理想，颇能抬高君主的身价，也颇能合乎有文采而好虚名的君主的心意。此外儒家所奉行的政治制度，远较其他诸家为完备，可以作为改制的参考，因此武帝愿意尊儒。但另一方面，儒家妨碍了他的雄心壮志的发展，所以尊而不用。他尊儒的另一原因，也许想以尊儒来掩饰或冲淡其尚法行为。总之，武帝时的政治，是表面尊儒而实际任法；看来像是文德并茂，而实质上却是刻薄严厉的。
这里叙述武帝尊儒的经过。他于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年），下诏命大臣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他亲自策问。结果若干研习儒学的应对者如董仲舒等被任用为官，其中习申韩纵横之术的都被遣散。但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好黄老，对此大为不满。当时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余人，治经书和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碍于窦太后，无法来个一元化，仅于五年（前一三六年）设置五经博士，以示提倡儒术。次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开始将政府禄养的非儒家的博士，加以遣散，而儒学从此取得学术正统的地位。此外并设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每年考课，绩优者可充任侍卫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补吏。因此儒家渐登仕版，越来越盛［26］。不过当时的儒家，对国家大事，尚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
武帝的亲任法家，主要因为他要大有为于天下，对外要讨伐匈奴，对内要改革政治，非任用法家聚积金钱、镇压反动不可，而这类事又绝非思想复古、行动迂缓的儒家所能胜任。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政治实权则多操于御史大夫及廷尉之手，而此类人选，多是法家。可以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代表，张、杜、桑皆曾为御史大夫，赵、张、杜皆曾为廷尉，而四人全是法家。他们类皆才力过人，办事凌厉无前。当时为了内安外攘，国力必须高度集中，他们便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因此秦以后一度消沉的法家，于武帝时再度兴起。当时的儒家只能坐而论道，所论亦大都徒托空言，而实际的政务，则操持在法家手中。
武帝时法家所负的最重要的责任有二：一是严密防止叛乱，二是尽量的开发利源。武帝初年，即尚酷法。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年），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例如其中的“见知法”，规定如果看见或知道有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与犯者同罪，这等于秦法的复活［27］。此风一开，官吏都竞以严酷相尚，因此产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如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有一次杀戮数百人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的纪录。杜周为廷尉，狱中系囚，常至数万［28］。刑罚的冤滥，自然无法避免。至于大臣被诛杀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时代的丞相，有好几位被罪而死；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杀的，更不计其数。这现象以武帝晚年为最甚。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更是花样百出，鬻卖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项。元朔六年（前一二三年），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每级定价十七万钱，人民买爵至第七级，即可任命为吏，有罪可减二等。此外纳财者可以为郎，纳粟者也可以补吏或赎罪［29］。这办法对吏治的损害，不言可喻。最重要的，还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征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套新经济政策的设计者是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弘羊为洛阳贾人子，“言利事析秋毫”；咸阳齐之大鬻盐，孔仅则为南阳大冶［30］。三人都是商人出身的政客，专为武帝谋利，也算是法家一流。武帝以他们推行新经济政策，大大的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严酷的刑罚加上无微不至的搜括，在双重的压迫下，人民生活的艰困，不难想象。讨伐匈奴，也因武帝用人的失当，使军事将领间发生严重的派系斗争，而致于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重大的挫败。武帝于天汉二年（前九十九年），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九〇年），又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31］。而武帝的迷信行为，也造成了巨大恶果。征和二年（前九十一年），“巫蛊之狱”起，死者近二十万，皇后卫氏和太子据也都在这次事件中牺牲，造成武帝无可弥补的家庭悲剧［32］。由于国力的过分浪费，汉帝国内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33］。如果武帝不是末年痛悔，于征和四年（前八十九年）下诏罢除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屯戍，决计不再务边功，一意与民休息，则汉帝国极可能重蹈亡秦的覆辙［34］。虽然如此，武帝对外的大启疆宇，对内的改制革新，奠立汉帝国长期繁荣和平的基础，其功仍是不可没的。而这些功绩的建立，也不能不说大部分仰赖法家。
四 杂家的出现
所谓“杂家”，据《汉书·艺文志》的定义，是“兼儒墨、合名法”者。他们综合诸家的精义，自成一家，非饱学之士不能为。杂家起源于秦，大体说来，这种学说的产生，是秦法的一种反动。秦以法术立国，终一天下，但秦法之敝，即秦人亦颇知之。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命其门客作《吕氏春秋》，凡二十余万言，自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其实其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而参以道家及墨家，故其中多有征引六经之文［35］。《吕氏春秋》的所以言不及法，也正可表现出不韦对秦法的不满。如果不韦后来不为秦王政所废黜而继续当国，则秦法是否能始终维持，实成问题。
到汉，杂家的内容一变，主要是揉合法儒两家的理论而成一系统，也就是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36］。汉代杂家并以这种理论，施行于政治。汉承秦法，汉初学者之具有法家思想者甚多，但大多讳言法家，不敢自承，而多以儒家缘饰之。不特法家如此，其余诸家亦莫不以斥远法家为能事。儒家固不必谕，即陆贾擅纵横之术，亦时于高祖前称说《诗》、《书》，而谈汤武［37］。晁错乃纯粹的法家，其上书亦好称引三代以上［38］，似亦不愿以法家自居。
如以《汉志》杂家的定义观之，文帝时的贾谊，《汉志》虽列其著作为儒家，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一位杂家。贾谊受知于廷尉吴公，而吴公是李斯的弟子，自是法家。贾谊虽非吴公弟子，但受吴的影响，则可以想见。故谊少时虽以能诵《诗》、《书》属文见称，然亦“颇通诸家之书”，且明习法令，熟谙制度。文帝时，谊为太中大夫，即曾建议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皆草具其仪法，并更订诸法令。其后谊更屡次上书文帝，其论农本之言，几与商君无异。但他于奏疏中又引管子之言，提倡礼、义、廉、耻。管子虽也属于法家，但四维之论，则近于儒。此外他又著“过秦论”一文，认为秦之亡在于“仁义不施”，也俨然是儒家言［39］。贾谊的著作中，既杂有法家言，而又主张兴礼乐，倡四维，施仁义，则谊实为一揉合儒法的学者，谓为“杂家”，应无不当。此外如武帝时的公孙弘，以贤良文学进登仕版，史称其“学《春秋》、杂说”，注谓“杂说乃杂家之说”。又称其“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40］。武帝素不重用儒生，而独以弘为丞相，实与此有关。故弘虽貌为儒家，其实亦是杂家。又武帝叔淮南王安，撰《淮南子》二十一卷。其书大旨原本道家，而纵横漫衍，多所牵涉，故《汉志》亦列为杂家［41］。然《淮南子》与法儒两家，皆无甚关涉，其书无中心思想。与本节所叙之杂家，亦不相类，并不多论。
宣帝一代，为西汉的极盛时代，不特威加北夷，而内政也臻极致。史称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42］。似乎宣帝的行事，仍是武帝一派的法家作风。事实上宣帝兼用法儒，他亲任儒生，远过武帝，然亦不纯用儒术。宣帝为政，既“以霸王道杂之”，其作风实颇类杂家。即名之为杂家，亦无不当。他所用的群臣，除法家如京兆尹赵广汉及宦官弘恭、石显等，儒家如丞相蔡义、韦贤、魏相及御史大夫萧望之等，此外尚有不少杂家型的人物。兹举数人为证。
张敞，宣帝时曾为京兆尹，甚有治绩。史称长安“枹鼓稀鸣，市无偷盗”。又云：“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43］据引文，张敞之治京兆，杂儒法之术而兼用之，自可称为杂家。
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宣帝时，曾于狱中从夏侯胜受《尚书》，历时三年。其后霸为颍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外宽内明，得吏民心。以是户口岁增，治绩为天下第一。从黄霸的经历及理政的方法看来，霸也是杂家［44］。
丙吉，少治律令，为鲁国狱史，曾积功至廷尉右监，后坐法失官。武帝末年，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狱。时宣帝仅数月，以太子据孙系狱，吉暗中保护，得以不死。昭帝死后，昌邑王废，其时宣帝流落民间，吉又建议霍光，迎立为帝。宣帝即位后，吉绝口不道往事。其后，宣帝以他事得明真相，遂以吉为丞相。史云：“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椽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又云：“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相）有声。”［45］丙吉以治狱小吏，骤居相位，而能深怀礼让，通识大体，谦谦有儒者之风，相业至与萧、曹并称。其学《诗》、《礼》之功，显而易见，故吉亦为杂家。
宣帝时的政治，既不迂缓，亦不严酷，堪称汉政的极致。当时政治人才之盛，也为历代所少见，朝臣不特法儒兼备，其中也有若干杂家。而杂家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极其优异，似较法儒犹有过之。这可以说是宣帝政治的一种特色。
五 儒家昌盛与法家衰落
宣帝以后，历经元、成、哀、平及孺子婴五帝，凡五十五年（前四八年至七年）。在此期间，汉政业已渐衰。政治上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儒家政治权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渐成为朝臣的主干。一是政权渐由外戚王氏一门所掌握，王氏渐成为实际政治的最高领袖。这两种现象演变的结果，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学说和儒生的推戴，窃取了汉室的地位。
儒家虽然在武帝时开始在政治上抬头，但武帝并没有大量的重用他们。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国内发生乱象，到他死后，儒家便借着当时的环境和既有的政治凭藉，乘时而兴。他们不但积极的发扬及推行儒家的政治理论，且对武帝生前的行事，公开表示不满。例如昭帝时，儒生曾反对武帝的盐、铁、酒专卖及均输政策，认为此类政策“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46］，主张予以罢除。为此事儒生曾与当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公开辩论于朝堂，结果政府为之罢除酒榷，稍餍其意。宣帝时，欲为武帝立庙乐，长信少府儒者夏侯胜以为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47］。胜虽因而系狱，庙乐亦立，但数年后终于释出。像上述的这类事，如发生在武帝时，必然会造成流血惨案，但在昭宣时产生不同的结果，可以看出儒学已渐为汉室所尊重，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势力。
武帝以好大喜功，几危中国，后世引以为戒。武帝以后，汉室逐渐舍法而用...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