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法与汉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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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用儒。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势，实是武帝死后的一种自然趋势。昭帝时，大将军霍光执政，仍重用法家如桑弘羊、田延年等，但对儒家亦不敢小视。宣帝为政，虽以霸王道杂之，但儒家已颇有出任政府要职如丞相、御史大夫的。他临死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萧望之、周堪，他们与外戚史高，皆受遗诏辅政。元帝少时即好儒学，他做太子时，曾因劝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责。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8］但元帝为人仁柔，在性格上自然倾向儒家。他即位后，便亲任萧望之和周堪，更由萧等汲引了一批儒生刘更生、金敞等，同心谋议。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员额，大加增添。武帝时，博士弟子仅设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势力，日益隆盛。

    元帝时，儒家的政治势力虽盛，宣帝时的若干法家，并未尽去。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均明习文法，自宣帝时即典掌机要，而显尤为专横。元帝即位后，体弱多病，以二人久用事，且以宦官无外党，专精可信，仍以之掌中书，二人并与辅政将军外戚史高相表里。高因无实权，亦乐与结纳。萧望之辅政，欲推行古制，多所匡正，而石显于议论时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望之忌恭、显擅权，乃建议元帝罢除中书宦官，以应“古不近刑人”之义，大为恭、显所恨。其后不久，二人利用元帝不谙政事，谮废望之，继又借事加以折辱，望之愤而自杀。周堪、刘更生等亦均废黜。这是元帝初年法儒斗争的第一回合，结果儒家失败［49］。

    萧望之的失败，并未影响整个儒家集团的政治地位，儒家依然是汉廷中的主要政治势力。元帝时的宰相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无一不出身儒生。但萧望之的废黜，儒家朝臣已缺乏耿亮之士，贡禹等大都碌碌琐屑，对国事少有改革的建白。同时他们听命于外戚、宦官，以保禄位，儒家反因而益盛，渐而成为朝臣的主干。相反的，法家的势力却因而日渐削弱。萧望之事件后，弘恭死，石显继为中书令，历时十余年，虽权威极盛，其本身并无广大的党羽，儒家政客虽慑于其势，不敢不从，但两者究非同类，自不可能诚心奉戴。到成帝即位，迁石显为长信中太仆。显既失倚离权，丞相匡衡等乃乘机条奏其旧恶，结果显被徙归故郡，死于途中。

    成帝即位后，本有亲政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亲任其舅王凤，以凤为大将军辅政。凤执政后，广收人才，奠定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自石显死，儒家益盛，但儒家朝臣不能自有树立而依附王凤。此外朝臣中尚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可以陈汤、陈咸、萧育、朱博四人为代表。陈汤曾于元帝时击斩郅支单于，威震域外。成帝时王凤奏以为从事中郎。汤明习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50］。陈咸为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成帝时，由王凤举荐，历任刺史、太守等职。所居以杀伐立威，豪强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以罪。后入为少府，少府多宝物，咸至，钩校属官，发其奸赃，充为公有［51］。萧育为望之子，成帝时，由王凤引荐，历任司隶校尉、刺史、太守、大鸿胪等职。为人严猛，威信素著，为太守时，曾平巨寇［52］。朱博，亦由王凤荐举，成帝时曾任刺史、太守、左冯翊、大司农、廷尉等职。其为刺史、太守、左冯翊时，属官尽力有效者，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者，诛罚辄行；以是咸为尽力。及为廷尉，明习法令，属官咸服其材略过人［53］。陈汤诸人，皆是极好的吏材，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他们维持。他们自成集团，与儒家集团对抗。虽然如此，因他们全由王凤举荐，也与儒家一样，对王氏是竭诚拥戴的。

    王凤死后，终成帝之世，辅政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继王凤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王音、王商、王根及侄儿王莽。而朝臣中的法家集团，也因人数过少，并时受儒家朝臣的牵制和攻击，宦途时遭顿挫。到成帝末年，法家集团瓦解，从此汉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团的独占局面，最后是王莽利用儒家及其理论而篡汉。而进取人才的凋谢，也象征着汉帝国声威和事业的没落。

    六　儒学的嬗变

    战国末年，儒家因受当时思想及环境的影响，渐失去本来的面目。儒生一部分变为法家，如李斯、韩非，皆曾受教于大儒荀况。而大批的阴阳家和方士也进入了儒家的领域，他们大都儒服儒冠，以儒者自居，而以阴阳家言及求仙药作为猎官诈财的手段。秦始皇所坑的“儒”，多是此辈，真正“诵孔子之言”的，为数极少。至迟在战国末年，一部分阴阳家已有与儒家混合的趋势。

    阴阳家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渊源于儒家。孔子曾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似乎孔子也具有“天人之际”的信仰。又荀子以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虽然孟子书中，并没有显著的谈论五行之处，但他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一类的话，似乎又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有些关连。总之，阴阳家言与儒家思想在某些地方早已是“同调”，自然比较容易混合。

    西汉时代的儒学，已渗入大量的阴阳家言。当时的儒者，多好采阴阳家言以说经，认为天道人事，相互影响，因此好以自然现象来附会人事的祸福。《春秋公羊传》，多载天变灾异，既受阴阳家的影响，治《春秋》者遂多好谈论此类自然怪异现象。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曾以灾异劝武帝改善政治。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便杂有大量的阴阳思想［54］。元成时的刘向（即刘更生），治《春秋穀梁传》，也数以祸福附会其说［55］。总之，他们都认为天降的祥征或灾异，全是受人事的影响；与人君的勤怠、宰相的贤愚，尤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一般人多受这种思想的感染，深信其理，因此汉儒多言天变灾异以攻击时政，君主也多临灾而惧，遇有重大事故，乃至策免三公。这类事在汉代视为当然。

    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所创的五德论，也于西汉后期为儒者用来解释政治。昭帝以降，常有儒者指出汉运已衰，应禅位于新圣。曾有若干人因而牺牲性命，例如昭帝时符节令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禅位以顺天命，结果被诛［56］。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也主张皇帝应传位贤者。他上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57］宣帝以为怨谤，下吏自杀。成帝时，王氏执政，儒者谷永，仍主天运循环汉德已衰之说，并屡次上书，专攻成帝私生活的败坏，以掩护王氏的擅权。汉廷因其党于王氏，无以制之［58］。其后哀帝欲法尧禅舜，传位董贤，可能也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59］。加上成帝与哀帝的荒怠政事，更使举国上下有汉运将终的感觉，这给王莽安排下一个最好的篡位环境和理论根据。自成帝以来，王氏与儒家在政治上合作，双方本已有密切的关系；而王莽的好儒与优待儒生，自然更为儒家所感戴，他们终于成为王莽代汉的极大助力。

    西汉末年，又有“谶纬之学”的出现，而内容更为怪诞。谶是一种预言式的文字或图画，以诡奇的隐语道出未来的大事。纬取“与经相辅”之意，是假托经义以推究灾祥的书，书名繁多，大都充满神话。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制作。这种神话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时达到最高潮，他本人便以伪制的图谶而篡汉。东汉光武帝在河北时，他的旧日同学从关中带给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谶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60］他的部下便根据这个符，把他拥上帝位。光武本人也深信图谶，因此东汉初年以谶纬解经的风气，仍不稍衰。

    西汉末年，发生了一次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是哀帝时的刘歆（刘向子）。他根据若干已经发现的古本经书，另立解说，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谓“今古文之争”。古文是以秦篆以前通行的“籀文”写成的书籍，经人收藏，度过秦火的劫难，而于西汉陆续发现。被发现的重要古文经书有《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此外刘歆并把《毛诗》（汉初毛亨训传）列为古文。今文是汉初因经书并无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代学者的传述，以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纪录而成的书。汉代五经博士，研究的皆是今文经书。刘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并主张设置《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及《毛诗》博士，大为当时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直到王莽时，才为上述四种古文经传设立博士。

    东汉时代的学官，仍为今文；古文各家，始终未置博士。但民间研究古文经传之风大盛，学者辈出。诸如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马融的弟子郑玄，遍注诸经，以古文经为本，兼采今文经说，成为一代大师。古文家的特点有二：一是以考证为先务，即以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考证秦以前的语言文字。二是兼习众经，不分今古，并究及纬书。因为既讲求考证，即须兼习诸经；如专习一经，或墨守一家的师说，即无需训诂。因此东汉儒家的学风，为之丕变，研究经书的领域，也较前大为扩展。但因专门讲求考证而忽略思想，到东汉末年，儒学已成为无灵魂的空架，知识界几成一片真空，佛学所以能乘虚而入，与此大有关系。

    自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儒家思想已为迷信所笼罩，变得迷离惝恍。儒学似乎专为野心家如王莽之流跃登皇位而设，别无一用。前面说过，法家早于成帝末年衰落。哀平之际，政事虽已渐紊，尚有前代的旧法可循。到王莽成立新朝，亟图改制，但西汉的法治精神，至此已荡然无存。当时儒学虽盛，即武帝以后流行的“以《春秋》决狱”故事亦不可复见。惟知议论典章，连年不绝；而郡县首长，却多虚悬，甚至官吏不予饷给，一任其侵渔百姓。这样的政权，焉有不亡之理？东汉光武帝及明帝虽也崇儒，但讲求法治，未始不由于王莽失败的刺激。

    七　法家的儒化

    先秦时代的法家，以儒家为破坏法治的主力之一。故韩非子以为“儒以文乱法”，力加排斥；及秦统一，李斯更有坑儒之议。法儒之不并立，可以概见。武帝为尚法之主，但因汉人以亡秦引为深戒，不敢纯袭秦法，遂一面又提倡儒术。儒家既兴，儒生颇有任法吏者。他们常用经书古义来判决大案，侈谈“诛心”之论，形成“以《春秋》断狱”的风气。例如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奉命查办淮南王谋反案，即以《春秋》之义判定其各种罪名［61］。类此的事，不止一端。由于汉代儒学与阴阳家合流，法家的思想理论，也沾染了不少儒家及阴阳家的色彩。例如汉代决囚多在孟冬，春月不能行刑，这种司法行为须应于天时的原理，便与阴阳家有关。又如学者论法，多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西汉初年，即常有此论调。到东汉，更促成了法家的儒化［62］。

    东汉光武帝提倡儒学，并表彰节行。明、章二帝继之，儒学大兴。六十年间，政治淳美，蔚为盛世。章帝以后，政治渐衰，但儒家的盛况不减。到桓灵时代，政治益坏。而不少士大夫以名节相尚，洁己修身，不畏强御，未尝不是提倡儒学的绩效。虽然如此，汉室中央仍保存了浓厚的阴阳家思想，谶纬之风，始终未除。东汉一代三公因灾异而遭罢免的，远较西汉为多，这种现象，尤以东汉末年为甚。

    光武为政，虽以保守恬退为原则，但崇尚法治。明帝用法，更为严厉。如楚王英（光武子）以谋反被废自杀，为这件事牵连而被处死或流徙的，便有数千人［63］。章帝即位后，因陈宠的建议，减省刑罚，政风日趋宽厚。陈宠出身于法学世家，其曾祖父咸，成哀时以精律令为尚书。父躬，于光武初年为廷尉。宠明习家业，明帝时曾为司徒府辞曹，掌天下狱讼。章帝初，宠任尚书。当时承明帝余风，吏政犹尚严切。宠认为帝新即位，应改前世苛俗，乃上疏章帝云：“……《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章帝采纳宠议，除去惨苛法律五十余条，并禁绝鉆鑽等酷刑［64］。陈宠以法学名家，而上书称引先王，主张荡涤苛法，几失去法家的真面目，可见其受儒家影响之深。他的行事，也是东汉法家儒化的明证。

    章帝的简省刑罚，历代史书皆称善举，但究其事实，却也发生极大的流弊，其影响更远及于汉末。章帝秉性仁柔，本应以严法济之，既从宽典，遂至贵戚骄横，目无法纪。如外戚窦宪，以贱价夺取沁水公主（明帝女）田园，公主畏其势不敢与较。章帝虽曾以此事严斥窦宪，但终未置之于法［65］。光武明帝两朝所培养的法治精神，至此再度废弛。其后直至桓灵时代，汉政始终未走上法治之途，儒学虽盛，亦无补于国事，直至汉帝国瓦解而后已。

    和帝以后，政治渐紊，外戚宦官，更迭擅权，每次政权的转移，必发生流血事件。他们率多违法干犯，视刑典如无物。至于若干“酷吏”，虽用法惨酷，但大都是外戚宦官的鹰犬，只能施其荼毒于正人君子而已。其间虽有明达之士，主张法治，但徒托空言，不为汉室所采纳。桓帝时的崔寔，著“政论”数十条，力主严刑，而讥俗儒的迷信德教。他认为：“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又云：“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66］崔寔论政，虽尚严法，但也承认儒学的价值，只是认为德教无以除残，这是法家儒化的又一例。

    法家的儒化，使东汉政治趋于迂缓，丧失西汉盛时发扬蹈厉的政治精神。加以君主大多为童昏之流，母后干政，任用非人，执法不公，政治益趋败坏。桓灵时代，朝中的若干名士和太学生联合，与宦官抗衡，至死不屈，造成两次党锢之祸，善类一空，可以说是儒学价值具体的表现。但此类贞士，为数不过七八百人。而大多数的儒家朝臣，为保固名位，甘为宦官的奴仆，恬不知耻，宁坐视国家的危亡，而不肯放弃其身一朝的富贵。这种现象，与东汉末年选举制度的破坏有关，当时的获选者，多为权贵的子弟或谬有虚声名实不符的浮华少年，因此贞士少而庸劣者多。

    献帝时，曹操当国，他可以说是东汉儒家政治的反动者。他用法尚严，曾复三族之罪，并欲恢复肉刑［67］。他曾于建安十五、十九及二十二年三次下令，公言选用官吏，只问才能，不问德行。他于二十二年（二一七年）的令中说：“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68］他的话，可以说是对当时儒学的一种猛烈攻击。他以优越的军事才能，扫灭群雄，统一北方。更以法家的手段，使州郡治理，民困复苏。但他最后走上篡夺之路，不特使汉室灭亡，江山易主；更摧毁了业已衰落的儒学，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引入另一个新的境界。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五卷十期，一九七六年一月

    【注释】

    ［1］参看《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

    ［2］参看《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3］参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4］参看《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列传》。

    ［5］参看《史记》卷一〇一及汉书卷四九《晁错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6］参看《史记》卷八四《贾生列传》。

    ［7］参看《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8］参看《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

    ［9］参看《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传》。

    ［10］参看《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卷四九《外戚世家》。

    ［11］参看《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

    ［12］参看《史记》卷一一一《公孙贺列传》。

    ［13］参看《史记》卷十《文帝本纪》。

    ［14］参看《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卷九七《郦食其列传》及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15］参看《史记》卷九七《陆贾传》。

    ［16］参看《史记》卷一〇一《袁盎列传》。

    ［17］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18］参看《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19］参看《汉书》卷二《惠帝纪》，卷三《高后纪》，卷二三《刑法志》。

    ［20］参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21］参看《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

    ［22］参看《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23］见《史记》卷九《吕后本纪》。

    ［24］见《汉书》卷四《文帝纪》。

    ［25］见《汉书》卷五《景帝纪》。

    ［26］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五六《董仲舒传》。

    ［27］参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不载年月）；《资治通鉴》卷十八“元光五年七月”。

    ［28］参看《汉书》卷九十《酷吏传》，卷六十《杜周传》。

    ［29］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0］参看《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1］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32］同［31］。

    ［33］见《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34］参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35］参看《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

    ［36］见《汉书》卷九《元帝纪》。

    ［37］参看《史记》卷九七《陆贾传》。

    ［38］参看《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9］参看《汉书》卷四八《贾谊传》；贾谊《新书》第一卷（载《汉魏丛书》）。

    ［40］参看《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41］参看《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安传》；《淮南子》（载世界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第七册）。

    ［42］见《汉书》卷八《宣帝纪》。

    ［43］见《汉书》卷七六《张敞传》。

    ［44］参看《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45］见《汉书》卷七四《丙吉传》。

    ［46］见桓宽《盐铁论》（载《新编诸子集成》第二册）

    ［47］见《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

    ［48］见《汉书》卷九《元帝纪》。

    ［49］参看《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50］参看《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51］参看《汉书》卷六六《陈咸传》。

    ［52］参看《汉书》卷七八《萧育传》。

    ［53］参看《汉书》卷八三《朱博传》。

    ［54］参看《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春秋繁露》（载《汉魏丛书》）。

    ［55］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瑕丘江公传》。

    ［56］参看《汉书》卷七五《眭弘传》。

    ［57］见《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

    ［58］参看《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59］参看《汉书》卷九三《佞幸传》。

    ［60］见《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61］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胡母生传》；《汉代学术史略》页一〇八至一一一（启业书局）。

    ［62］参看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页六至一九及页二七至三八（商务印书馆）。

    ［63］参看《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64］参看《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

    ［65］参看《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66］参看《后汉书》卷五二《崔寔传》。

    ［67］参看《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

    ［68］参看《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