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山东与山西 (2/2)

不错小说网 www.buxs.net，最快更新汉唐史论集最新章节！

发生磨擦，使汉军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极大的败创。

    武帝晚年，匈奴政治中心西移，又因长期休养，国力逐渐恢复，于是全力与汉争夺西域霸权。武帝也想再伐匈奴，他仍采过去以外戚军人为军事统帅的原则，但卫、霍早已物故，因此以李广利统军。广利的才具，远在卫、霍之下，实在不能胜任讨伐匈奴的统帅，但武帝仍信用他。

    天汉二年，武帝命广利率三万骑击匈奴，以李陵（广孙）为他押运辎重。李陵不愿，武帝改派陵率步兵五千人分途出击。李广利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斩获万余级，自身亦损失二万人。史书称此役“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按即李广利），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史记》一百十《匈奴传》）李陵出塞北行三十日，深入沙漠，与且鞮侯单于亲统的十万匈奴军遭遇。汉军且战且退，毙伤匈奴万余人。但因无后援，于距塞百里处为匈奴所破，李陵投降，其部下逃回汉境者仅五百人。此役对汉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也可以看出外戚军人与山西军人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李陵败降时，朝臣司马迁曾为李陵辩护。认为陵“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武帝以迁“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见同上），处迁腐刑，并族诛李陵家属。迁本可不受刑，但因家贫无钱可以赎罪，又无要人为其申理，因此造成惨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武帝的袒护外戚，也多少可以看出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间平时意见之深。

    司马迁所以为李陵辩护，也与地域观念有关。迁生龙门，亦即所谓“西河”之地，战国中期已属于秦。迁祖先世为秦官，秦惠王时，司马错率兵伐蜀，拔而守之。迁父谈，于武帝初年为太史公。元封元年，以不能随武帝东封泰山，悲愤而卒。谈以太史公不能参与封禅大典，其遭受武帝之轻视可以想见。迁与李陵，并无深交，但两人同为秦人之后。李陵的祖先李信，为秦名将，且与迁祖先司马昌共事始皇。（参看《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迁所以奋不顾身，为李陵辩护，地域情感，可能为一主要原因。此乃人之常情，不能以此为迁之过。从李陵及司马迁事件，也可以看出山西人士政治势力的微弱。

    李氏以外的山西军人，苏建也是处处遭受排挤；张骞的封侯，其难亦不下于登天。李氏族灭后，山西军人中没有足以与外戚军人抗衡的人物，而汉军的战斗力，从此走向下坡路。征和三年，武帝遣李广利将七万人伐匈奴，全军覆没，此后汉室无力对匈奴作主动的出击。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开边事业，其收场亦实在凄惨。如果没有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的冲突，结果当不至此。

    武帝以后，关东地区，儒学日渐发达。关东人士，多借经术以取高位，而守边作战之责，等于全让山西军人来担。武帝以后，举凡骁勇善战、威名素著的将领，大都是山西人。如宣帝时的赵充国、辛庆忌（武贤子）、傅介子，元帝时的甘延寿、段令宗等，是其著者。汉帝国也赖他们保持了后期的强盛。

    五　东汉定都洛阳与东西对立局面之形成

    王莽末年，光武起兵于舂陵，从龙之士，皆山东人。他即帝位后，采取保守主义。因长安遭赤眉破坏，而其地接近外族，他的部下又都是山东人，因而定都洛阳。这件事对东汉帝国的兴衰，具有巨大的影响。

    西汉初年，承六国分崩之余，加以秦时郡县制的推行，山东地区缺乏立国的重心。秦国力集中，因此山西实力最雄，而咸阳又为山西首要之地。西汉所以定都于长安，目的即是借山西的形势，来控制全国。当时诸侯王的权力过大，而山东又是财富之区，虽时常生事，但汉室中央凭其优越的形势，次第敉平。到武帝平淮南后，山东即告无事。西汉山东地区虽然多事，但不碍帝国的强盛。因其建都长安，一面集中全力，开发西北；一面精其甲兵，巩固国防，并借以鼓舞士民勇武进取的精神。遂能开疆拓土，国势达于极盛。

    洛阳不足与长安相比，因为其地局面不广，北阻黄河，而东、西、南三面环山，并无开拓的远景。又因交通不便，也不适于控制全国。西汉初年，高祖欲定都洛阳，张良即加以反对。《史记》五五《留侯世家》：

    （高祖）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

    其后高祖又因娄敬的劝谏，终都长安。而光武则决意定都洛阳，远避敌寇，结果仅成自保之局。这一点是光武不及高祖的地方。

    西汉都长安，以山东的财富，养山西的士马。同时山东人历朝迁至山西的，为数颇巨，山东的文化，也随着西移。以是汉帝国血脉周流，生气蓬勃。东汉定都洛阳后，山东变成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地区，而山西则沦为一军事地区。东西的界线，日益分明，渐成为两个极其不同的文化区，而致发生偏枯的现象。最后汉室对山西逐渐放弃，而胡族乃日益进迫。东汉所以亡于山西军阀，以及后来五胡之乱的发生，都与此有关。所以西汉之强，在于以山东的财富开发山西；东汉之衰，则在以全力专保山东。

    西汉山东人的政治势力虽大，山西人虽遭受压抑，但因首都位于长安，汉室对山西地区甚为重视，而山东屡次向山西移民，因此尚未形成对立的局面。光武起兵，曾受豪族大姓如阴、樊、邓、李诸族的支持。即位后，定都洛阳，诸关东大姓隐持政柄，此辈的地域观念特强，因此一开始汉室政府即对山西地区不予重视。移民山西的事，遂告停止。山西的人口因此日益减少，其政治势力，也日益削弱。相反的，外族降人如匈奴人、羌人的人口及实力，日益膨胀，渐渐侵入边塞，最后竟到达三辅之地。于是三辅一变而为外族的殖民地，山西的地位，乃渐趋沦落。

    由于羌人入塞而居，东汉初年，即有人主张放弃金城、破羌二县以西，因马援的反对而未果。安帝永初时，羌乱大起，山东籍贯的郡守，纷请内徙。朝臣邓隲、庞参主张放弃凉州，以完内郡。而朝臣傅燮、王符都主力保凉州。邓隲、庞参，皆山东人；而马援、傅燮、王符皆山西人。当时，朝臣多抱山东本位主义，认为山西无足轻重，为避敌远寇及节省军费，竟率尔主张放弃凉州重镇。可见他们对山西的轻视，同时也招致山西人的不满。

    东汉皇室，尊崇儒术，以文治国。山东的经学，在西汉时已盛，到东汉而益甚。在朝则博士弟子员日益增加，民间则儒业普遍发展。山西在人文上既居劣势，而政府又加以轻视，因此山东儒学特别发达，山西无法抗衡。山西地区的有志之士，惟有以军功自奋。又以人民与外族杂居及经常战争的关系，因而习染胡人尚武之风。到汉末，山东、山西两地区，在民风上竟成两个世界。《后汉书》七十《郑太传》述郑说董卓曰：

    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戈，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

    从引文可以看出，东汉末年山东山西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前者尚文，后者尚武，并因此而造成对立的局面。一个国家，其内部竟有如此两个极端相违的社会形态存在，自然会发生乱事。

    六　山西军阀与东汉灭亡

    西汉行征兵，制度完善。东汉光武初，值水旱为灾，中原残破，因而力图省吏减赋，与民休息。他以国家现有精勇士兵甚多，下诏罢除内地“都试”，亦即废除内地各郡役男每年例行的检阅及演习。百姓虽仍有随时应召当兵的义务，但平时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因此士兵素质大为降低。此外每郡专管兵役的郡都尉也因省费而罢，各郡的役政，乃陷于停顿状态。

    东汉初年，汉廷所依赖的兵力，主要为“屯兵”，亦即职业军人。他们大都是光武旧部、绿林豪侠和投效的豪族部曲，其能征惯战，自无疑问。但勇悍的人，也会衰老，因此政府不能不以募兵来随时补充。内郡征兵机构，既已撤消，临时征兵远不如招募方便，因此每遇有事，便行募兵。征兵的事，遂愈来愈少。到末年，人民似已不知兵役为何物。

    由于东汉政府提倡儒学，人民风从，假经术以取高位，对兵事自然厌弃。这种现象，以人口最多的山东地区最为显著。人民既厌恶从军，募兵的数目乃时感不足。而自汉武以后，各种降胡，聚集于近塞或塞内，他们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习俗，于是汉廷又招募胡人为兵。招募的胡人，大都用来守边或以之攻伐不顺的外族。光武时，匈奴南单于投降，光武移之于塞内，命其捍卫边疆，兼拒北匈奴及鲜卑。终东汉之世，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鲜卑、乌桓、羌，为政府招募为兵。汉采“以夷制夷”的政策，用这些降胡从事对外的战争，他们最后竟成为中国军队的主力。这种现象，较诸西汉国人的雄风，相去何远！它已显露出汉人尚武精神的没落以及汉帝国的危机。

    东汉的杰出军人，仍以山西军人占绝大多数。光武起兵时，相从的武将，率皆山东之士，但才具特出者不多。惟有山西籍的马援（扶风人），有古名将之风。他曾北拒羌胡，南定交趾，功业彪炳。最后率兵讨伐武陵蛮夷，病死于前线，完成其“马革裹尸”的壮志。但在他生前死后，仍遭受山东军人的仇视和光武的猜疑。光武以后，山东军人大半凋谢，山西军人乃代之而兴。明、章、和三代的武功，泰半由他们建立。明帝时，窦固伐北匈奴于天山，击走匈奴呼衍王，取伊吾卢地，为东汉讨伐匈奴的空前盛举。班超出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平鄯善，与汉隔绝六十五年的西域，至是复通。其后班镇抚西域达三十年。和帝时，窦宪两伐北匈奴，出塞三千里，深入沙漠，匈奴降者四十余万，并于燕然山勒石纪功，致使匈奴北庭，为之空虚。这些都是山西人所立的功勋。

    和帝后，羌人连次叛变，祸乱炽盛。羌人的势力，并不能与西汉初期的匈奴相比。但因汉廷轻视西北，屡思放弃，加以兵制不善，遂致其祸历久不息。东汉后期的山西，军事人才益盛，诸如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嵩等，均为杰出的将才。他们见朝事已无可为，惟有拥兵自奋于边疆，以求取功名。因此破羌的大任，便落在他们的身上。规、奂、颎三人皆伐羌名将，嵩则是讨平黄巾贼的元勋。伐羌之役，段颎之功最大。他于桓灵二帝之时，与羌人前后一百八十战，斩首至百万级，用钱八十余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

    由于东汉中叶以后，羌人屡次为患，政府不得不派大军长期戍守西边各郡。这些军队，因经常与羌人作战，战力特强，与民不知兵的山东，恰成一显明的对照。而募兵制又最易造成军阀，因此东汉末年，凉州产生了不少军阀，像皇甫规、张奂、段颎诸人，虽然也是军阀，但他们尚知听从政府的命令。到灵献之际，凉州军阀董卓崛起，跋扈鸱张，视朝廷如无物。最后他以凉州兵进入洛阳，宰制朝廷，与山东的起兵者，发生全面的内战。董卓以抵御羌人起家，他所统的凉州兵，并非全是汉人，其中尚杂有不少投降的匈奴和羌人，其精锐为天下所畏。东汉帝国的命运，便断送在董卓和他的胡汉兵团的手上。

    西汉时期，山西的武力与山东的经济文化相配合，造成全盛之局。到东汉，定都洛阳，山东人的聪明志气，至此停滞而无从发挥。他们轻视山西，视同化外，渐渐加以遗忘。山西得不到山东经济的支持和文化的滋润，社会日趋衰落。但山东的经济文化，最后却遭到山西武力的严重破坏。东汉帝国的根本在山东，山东的经济文化既然遭受破坏，整个帝国的基础发生动摇，自然难逃乱亡的命运。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六卷九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