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山东与山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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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东西地域观念的成立

    汉代的“山东”、“山西”，又称“关东”、“关西”，乃是指华山和函谷关东西之地。山东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诸省；山西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这两个地区，从商周时期起，在种族及文化上即截然不同。但国人的东西地域观念的成立，却晚在战国后期。

    这里所说的地域观念，是就整个中国而言，而不是局部性的。在战国后期以前，国人的地域观念有些模糊。例如《中庸》第十章说：“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祍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文中所谓的北和南，究指何地或何国，无法确定。但可断言，“北”必不是指赤狄、白狄，“南”必不是指吴、越或楚。因为孔子素来卑视夷狄，不会以“强者”视之；对吴越等国也不会如此推崇，而称之为“君子”。愚见以为“北”可能指燕、晋，南可能指鲁、宋。如果这个看法不错，则孔子所谓的南和北，也只是局部性的。此外《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卷六《滕文公下》），孟子所谓的东西南北，全是指异族而言，与中国本身无关。

    战国后期，秦国崛兴，东向拓地。山西之地，自成一独立区域，与山东诸国相对峙。苏秦倡合从，六国相互连结，西向拒秦，于是东西对峙的局势，愈趋明显。自苏秦起，山东、关东诸词，常出于当时的谋臣策士之口。《战国策》及《史记》，载之甚详，兹举数例如下：

    （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曰：“苏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东山之君，从以欺秦。（注：东山，山东）”（《战国策》卷三，秦一）

    （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说赵王曰：“……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以害山东矣！”（《战国策》卷十九，赵二）

    （三）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傧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东。”（《战国策》卷十九，赵二）

    （四）范雎曰：“……今反闭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战国策》卷五，秦三）

    （五）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据以上引文，“山东”或“关东”的界划甚明，其范围乃当时中国的东半。在此范围中的诸侯国，则以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为代表。此六国虽然也自相残杀，但都反西方的秦，有时也连合在一起抗拒秦人的侵略。山西和关西两名词，虽然到汉代才开始为国人普遍应用，但秦人所据的山西或关西之地，早在战国后期已成为一个独立及特殊的地区，则毫无疑问。此外有人认为山东的“山”是指太行山，例如《资治通鉴今注》卷三注四五云：“古言山东，皆指太行山以东。”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前面所引苏秦说赵王的话：“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可知山东指函谷关以东，而非太行山以东。

    二　山东山西两地区的文化渊源及其特色

    山东、山西两地区，在战国后期以前，其界划虽尚不明显，但两地区的文化渊源，实迥然不同。自商周时起，山东的文化水准，即高出山西甚多。

    大体说来，关东文化代表诸夏文化，而关西代表戎狄文化。诸夏文化在殷商时已进入农业社会，诸夏国家已有城郭宫室的建设，并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政治制度。戎狄文化不尽是游牧社会，也有部分农业，但大部犹未脱离渔猎或畜牧的生活方式。其人民大都穴居野处，谈不上宫室城郭和完整的政治制度。虽然这些地方日后渐有改进，那是吸收关东诸夏文化的结果。此外，戎狄文化是比较尚武的，这是环境使然。而诸夏文化则因物质环境的优越，其精神渐趋文弱萎靡。例如君主（如纣）的广宫室以自娱，而酗酒也普遍成为商人的积习。

    周人立国于戎狄之中，其祖先古公亶父居豳，犹穴地而居。其后因避狄人之乱，迁居岐山之下，始营宫室。自古公起，开始与商人往来，而为商的诸侯之一。古公子季历、季历子昌，皆曾受商命为“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自周人与商人有往来后，对商的文化，尽量吸收。季历和昌都曾与商朝联姻，这事无疑大为促进周人的商化。从古代遗留的文字篇籍看来，周人和商人用的同是一种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以及若干器物的形制，也大都相同，这当是周人商化的结果。

    周武王伐纣的军队，其中含有不少西北西南的土族。周的灭商，也大致可以说是戎狄文化征服了诸夏文化。但前者不久与后者同化，在萎靡文弱的诸夏文化中，注入了勇敢进取的戎狄精神，遂能建立一个伟大绵长的帝国。周人承继了诸夏文化而发扬光大之，达到“郁郁乎文”的程度。但久而久之，诸夏文化的弱点，又告产生。

    西周都镐，仍是居于戎狄之中。末年因政治不修，幽王为犬戎追杀于骊山之下。平王东都洛邑后，关西地区归于秦国。春秋时，秦穆公东向称霸未遂，乃改变方针，尽力西向发展。结果灭国十二，辟地千里，成为西戎的霸主。穆公以后的二百年，秦采闭关政策，与山东诸国，不相往来。山东诸侯，对秦也非常轻视，因此直到战国中期，诸侯对秦，仍“戎狄遇之”。

    战国时期，山东地区由于商业兴起，经济水准提高，学术亦随之大盛。儒、道、墨、法、阴阳诸学派，勃兴于山东地区的齐、鲁、宋、楚、韩、赵、魏等诸国，而秦国则一无所有。至秦孝公变法，下诏求贤，专用三晋法家，视其他各学派为异端，竭力摈斥。孝公以后的各君主，莫不亦步亦趋，惟法家是尚，由是国富兵强，关东诸国，无法与之抗衡。仅庄襄王时及秦王政初年，吕不韦当国，意欲大量吸收山东文化，但为时不久，这种风气即因吕的获罪及自杀而停滞。最后秦王政借三晋法家之力，削平六国，创造出亘古未有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人的所向无敌，是在以法家的手段，整饬驾驭其固有的戎狄文化，使秦人勇敢进取的精神及行动，发挥到极致。以是战无不胜，终一天下。

    秦始皇统一后，一方面将山东的豪杰及财富，大量移至山西；另一方面在山东地区推行山西化，终至发生焚书坑儒的惨剧。但秦统一为时甚暂，始皇的工作并没有做得彻底，即告崩逝。至二世，山东地区六国的后裔及人民，纷起抗秦，再度形成战国后期山东、山西对立的局面。直到汉代，山西仍是一特殊地区，在文化上与山东地区截然不同。

    三　山东出相与山西出将

    刘邦推翻秦朝后，建立汉朝，定都于长安。他起兵时，部下全是山东人，他们以从龙之彦，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团。他们所交结援引的，当然仍以同乡为主。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谈不到政治机会的平等，所以地域关系扼杀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

    从刘邦到景帝，汉朝的丞相，凡有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山东人士。武帝用人，以不拘一格见称，但他在位时所用的十三位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孙贺三人是山西人。武帝以后，儒学兴起，丞相多出身儒生，《汉书》卷八一《匡张孔马传》：

    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章贤、（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

    武帝以后，直至西汉末年，丞相前后凡二十人，其隶籍于山东者，多达十五人。至于西汉诸朝的外戚，其声势煊赫者如吕、窦、卫、霍、史、傅、王诸氏，也无一不是山东人。

    西汉初年的军界，更以山东人为主体。汉初非军功不能封侯，故功臣集团分子，大都饱经战阵。甚至有时一人可兼将相，如王陵、周勃、灌婴等，莫不如此。既然将相皆为山东人包办，山西人在政治上无疑是屈居劣势。

    汉初，山西人猎取功名的唯一出路，是良家子的从军，但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中下级干部。文帝时，功臣集团分子年纪已老，到景帝时则全部死光，景帝时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或外戚充任，其中除周亚夫、窦婴资兼文武外，其余多碌碌不足道。武帝时，出将入相的人选，已不可得，因此军政文武不能不显然分途。武帝准备讨伐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而山东淮泗军人的后裔，既已无人可应战阵，于是大批善战的山西军人，遂乘时而起。他们因地域关系，久受屏抑，在汉初一直被冷落了五六十年，至此才有发展事业的机会。《汉书》二十八《地理志下》二：

    汉兴，六郡（注：师古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这里所说的“名将多出”，是指景帝以后的事。

    汉代关西人的善战，实继承秦国尚武的余风。《汉书》六十九《赵充国辛武贤传》：

    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同书二十八《地理志下》二补注，钱坫曰：所谓‘山西出将，山东出相’者，以华山为界也。）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辛）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进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为“山西”所以出将，是由于与外族接近习染武风之故，此点大致不错。而汉兴以来，山西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有从军之一途，与此也大有关系。虽然山西军人在武帝时乘势崛起，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或多或少的受着汉室的压抑。

    四　西汉山东山西两地区朝臣的冲突

    汉武帝为讨伐匈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军事统率系统。他以山西军人充任主干，担任实际的作战任务；而由所亲信的外戚，充任最高统帅。外戚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都曾担任过统帅，他们都是山东人。

    山西军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和军事才干。汉武一朝的对外战绩，多半由他们建立。卫青伐匈奴时，麾下的将军凡十五人，山西人即占十名，即：李广、苏建、李息、赵食其、张骞、李蔡、公孙敖、公孙贺、李沮、郭昌。山东人四名，即荀彘、张次公、曹襄、韩说。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赵信。从这个名单看来，当时的武将，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战声威素著的，也几乎无一不是山西人。

    山西军人中以李广声望最高，广为秦将李信之后，世代为将。他于文帝时已露头角，文帝曾对他特加赞许。景帝时，从周亚夫击吴楚军，所向立功。其后他历任边地各郡太守，匈奴畏之，称他为“汉之飞将军”，由是名满天下。李在卫青部下为将，卫为人和谨知兵，但对李广，处处表示排挤，即武帝对他也有些嫉视。这种人为的因素，造成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而终不得封侯的命运。

    元狩四年伐匈奴之役，李广因受卫青的排挤，愤而自刭。李广的儿子李敢，本隶霍去病部下，因有憾于其父的死，击伤卫青。其后李敢随武帝打猎，被霍去病以冷箭射死。赖武帝为去病掩盖，其事得以平息。李氏与卫、霍的冲突，并非单纯的私人纠纷，正是外戚军人对山西军人的一种示威。卫青之敢于打击李广，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到武帝晚年，山西军人李氏与外戚军人再度发生磨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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