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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奸相卢所间，不得陛见，愤而叛乱。《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
明年（建中四年）十月，泾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既僭大号，遣中使驰告河北诸帅。怀光率军奔命，时属泥淖，怀光奋厉军士，道自蒲津渡河，败泚骑兵于醴泉，直赴奉天。……怀光性粗厉疏愎，缘道数言卢、赵赞、白志贞等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辈也。吾见上，当请诛之。”等微知之，惧甚，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收复京师，不可许至奉天。德宗从之。怀光屯军咸阳，数上表暴扬等罪恶。上不得已为贬、赵赞、白志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杀之。怀光既不敢进军，迁延自疑，因谋为乱。……兴元元年二月，诏加太尉，兼赐铁券。遣李升及中使邓鸣鹤赍券喻旨，怀光怒甚，投券于地曰：“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
李怀光千里赴难，解奉天之围，功亦伟矣，而咫尺之间，不得觐见天子，其事实悖乎情理。此固由奸臣之间沮，若非德宗对武人早具成见，则事亦何至于此。怀光之罪状卢，全由不得入朝而起。而德宗贬窜等之后，仍不召见怀光，故等虽贬，怀光之疑惧益甚。太尉之加，铁券之赐，只能速其反耳。可知怀光之叛，实由德宗之猜忌而激成者也。
三
唐室对于中央之嫡系将领，犹猜防若此，则其对于河北安史余孽之畏忌，更可想见。史称安史余孽所以仍能保有其广土强兵，由于仆固怀恩欲倚之为持宠固位之资。《新唐书》卷二二四上《仆固怀恩传》：
初，帝（按指代宗）有诏，但取朝义，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张忠志、李怀仙、田承嗣见怀恩皆叩头，愿效力行伍。怀恩自见功高，且贼平则势轻，不能固宠，乃悉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之，潜结其心以为助，嵩等卒据以为患云。
其实怀恩之受降，不过秉代宗之诏命。代宗之所以优容降将，一则因此辈兵力尚强，一时不易征服；又以回纥在中国多为不法，欲战争早日结束，遣返其国。《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
时河北诸州皆已降，（薛）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
文中所谓“朝廷厌苦兵革”，不外指此二事。以怀恩之强直，未必有此机心，持宠之说，当系后来唐室诿过之辞。观夫怀恩之叛，只与回纥、吐蕃勾结，河北藩镇，并无一兵一卒以响应者，亦可知其事之诬矣。
河北藩镇，其将士多为胡人，故其所控制之地区，日益胡化，卑弃文教，崇尚武力。唐室中央，则仍以科举取士，德宗尤奖励文辞，以粉饰太平。故虽战乱频仍，而当时文学之盛，犹能上追贞观、开元。以是河北藩镇与唐室中央所直接控制之地盘，在精神文化上形成两个截然不同之区域。由于精神文化之不同，此两地区，渐形敌对，裂痕日深。宪宗时，河朔一度归命，然唐室之文治手段，终不能为河朔人士所悦服。穆宗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年），卢龙首叛，成德、魏博继之。数月之间，河山变色，上距诸镇顺从，不过二三年耳。其后终唐之世，不复禀中央号令。而卢龙之叛，实缘中央所委派之节度使张弘靖，不知适应当地之风习所致。《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
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新唐书》一二七《弘靖传》：“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旬一决事，宾客将吏，罕闻其言，委成于参佐。”）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之事。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刘总归朝，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
张弘靖曾任宣武节度使，以宽简得众心。韦雍辈，弘靖之参佐，亦非阘茸，其轻狂嗜酒，卑视武夫，固亦当时文人之常态。夫以弘靖朝廷之重臣，内地之能吏，而一帅卢龙，立酿巨变者，可知河朔犷悍之风，其基既深且固，非中央尚文之政，所得而化之者也。
由于内地尚文之风蔓延，中央嫡系藩镇之节度使，亦多用文臣。其中虽不乏豪杰之士，究以怯懦萎靡者为多。河朔既叛，唐室所以不能复取，与此亦甚有关系。《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德裕曰：“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三年：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常以三百余人自卫，露刃坐于两庑夹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
泽、潞、徐州，皆关东重镇，而其节度使率用儒臣，则其余诸镇如何，可想而知。儒臣为节度之结果，至于骄兵一呼，辄仓皇逃去，则欲其克敌定难，肃清河朔，岂非梦想！故河北三镇再叛之后，唐室中央，自知无力征服，遂采放任态度，视如化外。《新唐书》卷一四八《史孝章传》：
孝章见父（宪诚）数奸命，内非之，承间谏曰：“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资治通鉴》卷二七四会昌三年：
李德裕独曰：“……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
《全唐文》卷七五四杜牧《罪言》：
天宝末，燕盗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邺。自尔一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有敢窥者。
《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河北三镇之辖区，除卢龙外，成德、魏博均属内地。其境内之人，虽染胡风，究以汉人居多；而天下视之如夷狄，其与唐初华夷一家之思想，相去何远！此实安史乱后，唐人夷夏之辨渐严之明证也。五代之时，石敬瑭父事契丹，一举而割燕云十六州。其地居民，因沾染胡化，在精神上反与异族接近，以是割地时竟无丝毫阻碍。而中国之人，反视其地为戎墟，弃之若遗者久矣。
四
玄宗时，唐帝国西北两大强邻，一为吐蕃，一为回纥。吐蕃与唐为敌，回纥则与唐亲善。安史乱起，吐蕃于数年之间，侵陷唐河西、陇右数十州。回纥则四次遣兵入援，唐赖以扫平大难。然回纥在中国，所为多横暴，致激起国人之不满。《杜诗详注》卷七《留花门》：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杜臆》注：题曰“留花门”，言不当留也。）(1)
此诗写于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年），正唐军遭邺城之败，战局危殆之时。而老杜不嘉其赴援救难之功，反以倾国而至为备，原野萧瑟为忧，而谓其不当留，则唐人对回纥之忌视，亦可知矣。
回纥于安史乱时，虽有助战之功，然每战必索报酬，至于克服城池后，大肆杀掠。故唐室唯冀战事早日结束，遣还其国。唐室之招纳安史降将，与此大有关系。此外回纥又与唐室成立一种国际贸易，以其特产之马，向唐倾销。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或谓五十匹），而其马体质弱劣，多无所用。唐室以其助战有功，不得已与之交易。然此事引起唐人之不满，自在意中。白居易《长庆集》卷四《阴山道》：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傍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阙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白诗极言回鹘之贪，其中虽亦道及唐室之诈，然所谓“缣渐好，马渐多”，盖直言不必以诚实之道待回鹘矣，亦可见忌视之甚也。
安史乱后，吐蕃方炽。唐室不敢再树一敌，以是代宗采纳郭子仪之建议，一意联络回纥，备御吐蕃，局势始渐好转。至德宗，此项政策一度遭遇阻碍。因安史乱时，德宗为雍王，曾为回纥所辱，深恨之。而若干唐军将领，亦深恶回纥之骄横，思加制裁。故建中元年（七八〇年）德宗即位之初，振武留后张光晟，即擅杀过境之回纥使者突董等九百余人。其时幸回纥合骨咄可汗新立，不敢与唐为敌，始未成大衅。其后德宗仍与回纥绝交，而与吐蕃谋和。贞元二年（七八六年），唐与吐蕃盟于原州。吐蕃伏兵盟所，杀唐官兵数百人，擒千余人。自经此变，唐室始恢复联回抗吐之政策，与回鹘修好，前后数十年未启边衅。文宗时，回鹘为黠戞斯所破，诸部逃散。其中一支南逃，于武宗时进窥边境，屡为唐室所败，降者数万人。《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会昌）二年冬三年春，回鹘……七部共三万众，相次降于幽州，诏配诸道。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
分其兵（指回鹘），赐诸节度。虏人惮隶食诸道，据滹沱河叛，刘沔坑杀三千人。
此种处置回鹘之办法，实深含防制之意，较之唐初以北方边区，委诸突厥者，迥不侔矣。
唐代后期，唐人对异族文化，亦渐有歧视之意。玄宗时，士女多衣胡服。胡服之特征，为窄衣短袖。安史乱后，唐人衣着已恢复旧风，改尚宽长。此点近人已先言之，兹不复赘。（参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上阳人》。）然胡风尚未尽涤，国人犹有椎髻赭面之习。白居易《长庆集》卷四《时世妆》：
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夫椎髻为北狄装束，赭面为吐蕃习俗，而乐天以其非华风，至以被发伊川喻之，则其对胡风之厌恶，可想见之。此与盛唐士女之观念，又大不同矣。至如韩昌黎之痛斥佛教，实亦有浓厚之夷夏观念，存于其间也。
唐末，沙陀渐强。懿宗时，庞勋之乱，赖沙陀酋长李国昌助战，始得讨平。僖宗时，又赖国昌子克用平黄巢之乱。昭宗时，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镇国节度使韩建称兵入京，擅杀宰相，谋废昭宗，亦赖李克用入援，始得无事。综其前后事迹，对唐室可谓有功。虽亦有时跋扈不听命，然较之其他诸镇，对唐犹稍具忠心。而唐之朝臣，宁与盗匪出身之朱全忠合纵，而拒克用于千里之外，实缘克用为外族故也。《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克用曾上表责昭宗曰：
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
此当时实况，非虚语也。其后宰相崔胤，密召朱全忠以兵迎车驾。宦官闻讯，劫昭宗至凤翔，依李茂贞。朱全忠率军西进，围攻凤翔。《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
昭宗幸凤翔，灵州节度使韩逊表回鹘请率兵赴难。翰林学士韩偓曰：“虏为国仇旧矣。自会昌时伺边，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翼幸，不可开也。”遂格不报。
夫于围城危急之时，唐室君臣，犹拒回鹘之援，其中固尚有其他原因，然唐人之夷夏之防，固彰彰明甚也。
五代时，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皆沙陀人所建。沙陀居中国既久，沾染汉化，亦渐重夷夏之防，身虽为夷，而自居为夏。故石敬瑭借兵契丹，刘知远不欲其称子。而后唐废帝宁自与敬瑭决战，亦不愿与契丹和亲而借其力。石晋既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以奉事契丹为耻，屡与为敌。至晋出帝，更拒绝称臣。及耶律德光灭晋，刘知远据太原自立。郭威以汉人建后周，至世宗，遂有伐辽之举。综上所论，唐代后期，夷夏之防已渐严。五代时，胡人虽据中原，然此种观念并未因而废绝。至宋，复尚科举，形成文人政治；又因遭契丹、女真之侵略，夷夏观念遂益严矣。
原载《大陆杂志》二十五卷八期，一九六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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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者按：括注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该诗题解，无“注”字。查王嗣奭《杜臆》卷二原文为：“‘隐忍用此物’，‘隐忍’二字，有说不尽之苦在。不得已而用之，如何可留？题曰‘留花门’，病在‘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