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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中国旧日的史书，对异族一向“夷狄遇之”，采取轻视的态度。因此旧史关于异族的记载，不够详尽，有时且有许多错误，使人不易得到清楚正确的概念。近人的著作，则又过分著重敷陈前人对外的功业声威，把前人对异族艰苦奋斗的事迹，说得容易而又简单，有时去事实较旧史尤远。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曾慨乎言之：“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因此我们研究异族的历史，首先应屏除情感和成见，才不致使研究结果与事实有背道而驰的危险。
关于历史上的北方异族，无论我们把国界放在长城或阴山，总得把我们国界以北的异族区，看作是个与我们平等的独立世界。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同时他们的文化也不是全无作用的。（《大陆杂志》四卷四期姚从吾先生《契丹汉化的分析》一文，认为契丹与中国是以“长城与山海关为分野的两个世界与两种文化”，这种见解，是值得治史者所采纳的。）所谓“汉化”只是指与中国邻接的极小范围的少数异族而言，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始终未能穿越蒙古大沙漠而发生作用。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盛衰兴废，也有分裂和统一。同时中国与他们双方的盛衰起伏，也常是互为因果的，一方之衰，常是另一方强盛的原因。历来中国的对外战争，多半不是乘人之危，便是为人所乘。其间虽然也有两强相遇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如汉武帝之与匈奴者，但却是颇少见的。由于战术、地势、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关系，中国与北方异族的战争，中国常处于被动形势，“戎狄交侵”远较我们“犁庭扫穴”的次数为多。中国虽然也有若干次主动的出击，且曾造成辉煌的战绩，却不是纯以武力对付异族的，中国对付异族最主要且有成效的办法，乃是政治外交策略的运用，而非全恃武力。
就以突厥来说，在六世纪中叶（北齐北周分立时期），突厥已是个强大的帝国，到七世纪初（隋末唐初）更成了东亚大部民族的主人。它的勃兴虽说是领导得人，也显然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分裂；其后唐太宗能一举而覆灭突厥，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突厥本身的内乱及天灾。隋唐的两度征服突厥，其所用的政治外交策略，往往有惊人的效果。最著名的是分化及和亲政策（和亲有时亦为分化手段之一种）。这些办法，曾导致突厥多次的分裂及内哄。而唐朝对被征服民族的处置，尤具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与近世帝国主义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唐代的武功，并不是完全建筑在“武”字上的。突厥的文化，对中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唐初中国北方的“胡化”，与唐室的衰亡，有直接关系，而突厥便是影响唐朝“胡化”诸异族中有力的一员。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此外，突厥除开与中国的关系外，尚与许多其他异族发生广泛而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应当认为突厥与他们的关系和与我们的关系有同样的重要。同时我们必须明了突厥与他们的关系，才能对突厥与我们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此文便是根据以上几个观点写成的。
二 突厥的文化————起源与习俗
突厥的来源，据《周书》五十《突厥列传》说：“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隋书》八十四《突厥列传》说：“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新唐书》二一五《突厥列传》说：“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此外《北史》与《周书》的说法相同。《旧唐书》则没有说明。“胡”字在中国旧史上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字，例如汉朝的胡是指匈奴而言，到南北朝时便几乎指所有北方的异族。唐朝的胡人，则又大致指西域诸国人，如所谓“西域贾胡”等；而“杂胡”则是指突厥与契丹的混合种。因其混乱至此，所以《隋书》所说的“平凉杂胡”究竟是指那些异族，不得而知。至于《周书》和《新唐书》所说的“匈奴之别种”和“古匈奴北部”，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就突厥的习俗与匈奴相比较，则颇有相似之处。虽然对突厥的种属，至今已无法深究，但就这一点理由，可以说《周书》与《新唐书》的说法，比较正确。
五世纪初年，那时正是“五胡乱华”的时代，突厥只是一个处于北凉匈奴沮渠氏势力范围（今甘肃张掖一带）之下的小部落。公元四三九年魏太祖灭渠牧健，突厥首领阿史那率部族五百家投奔当时的大国柔然（又名茹茹或蠕蠕），定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之下。据《隋书·突厥列传》说：“金山状如兜鍪，俗（按当系指柔然）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这便是突厥名称的来源。
关于突厥的习俗（或者说文化），《隋书·突厥列传》说：
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官有叶护，次设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有角弓鸣镝甲矟刀剑，善骑射，性残忍。无文字，刻木为契。候月将满，辄为寇抄。谋反叛杀人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斗伤人目者偿之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者输马，盗者则偿赃十倍。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呼号，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从这段记载看来，可知突厥人过的完全是一种游牧生活。至于所谓与“匈奴同俗”，除掉游牧民族共有的特征外，最显著的要算“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这件事了。虽然以妻群母及嫂为习惯法的民族并不止匈奴和突厥，例如契丹女真也都有这种“蒸母报嫂”的习俗，但根据中国史书对异族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种习俗究不是一般的现象。所谓“贵壮贱老”的风俗，也可能在匈奴与突厥两民族中特别显著，因为这一点也是史书特别标明的。而突厥的可敦（可汗之妻的官称）能过问国家大事，也很像匈奴的阏氏。（以上所述匈奴的诸种风俗，《史记》、《汉书》《匈奴传》均有记载。）这几点很可以为《周书》、《新唐书》所载匈奴与突厥同种的说法，作一注脚。
突厥的文化水准，诚然是低落的，但我们尚不能把它看作是个野蛮民族。他们虽无文字，但“刻木为契”，至少也有一种类似文字的符号。而且二十八等的官阶，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政治组织。同时突厥是一个擅长铁工的民族，它最初以此种技术为柔然服役，可以知道柔然至少在这一方面是不如它的。它之以五百家崛起，并吞北亚强国的柔然，可能即因为他们能制造较优良的武器而补给又快的关系。沙畹教授在《西突厥史料》中，曾叙述罗马使臣谒见西突厥室点密可汗的情形。那个使臣在可汗帐中看到许多豪华陈设如两轮金椅、金床、金瓶以及银盘和银制动物肖像等（沙书冯译本一六九至一七〇页）；也可以说明突厥并非如通常所想象的野蛮民族一样。所以沙氏称突厥是“半开化的民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
三 突厥的强大和分裂
突厥的强大，应从西元五四六年开始。自然它不是于那一年突然强起来，而前此须经过培养实力的一段长时间，只是从那年起，它的实力才开始有所表现。那年居住于现在贝加尔湖附近的铁勒部落准备进攻柔然，而为突厥酋长土门（即伊利可汗）所邀击，铁勒投降者五万人，因此突厥的实力大增。五五〇年，土门向柔然求婚未遂，一怒脱离柔然而独立。柔然在五世纪初年，已是大国。据《北史·蠕蠕列传》说，它的版图是：“西则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一带地）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今外蒙古沙漠），南则临大碛（当指今内蒙古沙漠）。”至六世纪中，依然强盛。但突厥脱离柔然五年后，突厥的木杆可汗，则一举攻灭柔然。同时突厥又击败和并吞了若干邻国，《北史》九十九《突厥传》说它：“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嚈哒即《梁书》所说的滑国，居于里海以东的乌浒河（Oxus）上，辽海则当是指现在渤海的北部，北海指今贝加尔湖，而这里所说的“沙漠”，无疑的是现在的内蒙古沙漠，这是多么辽阔的版图。
就在突厥开始强大的时候，也开始与中国发生来往。那时中国正值魏分东西、齐周二国行将形成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这种局势，给予突厥一个极其有利的南进机会。齐周两方都不惜出极大代价来争取这个强大的外援，五四五年，周太祖宇文泰（那时是西魏丞相）且把西魏的长乐公主嫁给土门。《周书》五十《突厥传》说：
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
周齐拉拢突厥的手段，毕竟以周为高，因此突厥曾于五六四年派骑兵十万，助周伐齐，使齐国遭受严重的损失。但突厥是不希望把齐国灭掉的，它知道必须维持“两儿”的均势，然后才能不忧无物。所以它自此以后即依违于齐周之间，想长久的坐享渔人之利。但没有料到周竟于五七七年迅速灭齐，等到突厥出兵援齐，为时已晚。于是突厥又立齐范阳王高绍义为齐帝，想贯澈“两儿”的政策，但周既已灭齐，便不像从前那样听话。次年，周高祖准备亲自统军大举讨伐突厥，因病死而未果。其后周又修筑长城，以便防守。大概突厥也看到北周实力的不可侮，于是又和周表示亲善，周以千金公主嫁给他钵，突厥把高绍义交还给周。这可以说是突厥外交的大失败，从此他对中国失去了控制的力量。等到隋文帝篡周以后，突厥在外交上更处于被动的地位，军事也因之连连失利、终至造成内部的分裂与衰乱。
突厥的分为东西二国，《西突厥史料》说是在西元五八二年（即陈宣帝太建十四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开始，《资治通鉴》则记于陈长城公至德三年（隋文帝开皇五年，西元五八五年）中，但按诸《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的口吻，是在追述往事，所以应以《西突厥史料》所说的时间为正确。突厥分裂的原因，则因有大逻便者，是突厥已故木杆可汗的儿子，与当时的突厥可汗沙钵略有隙，投奔当时西面可汗达头，达头给他十万兵以攻沙钵略，大逻便兵势益强。但从此沙钵略与达头连兵不息，终至分为二国，西方是达头的势力，东方是沙钵略的势力。在西方的突厥史称西突厥，东方的仍称突厥，又称北突厥或东突厥。突厥的分裂，与隋室的离间政策有莫大关系。《西突厥史料》说：
当时中国固以离间政策制驭突厥者也，见达头势强于沙钵略，乃以狼头纛赐达头，谬为钦敬。达头使臣至中国，则引居摄图之上（按摄图为沙钵略之名）。反间既行，果相猜贰。五八四年，炀帝幸陇州（按炀帝系文帝之误），达头遂降。嗣后达头势强，中国又助北突厥以与之抗。（一五五页）
隋朝对突厥施行离间的经过，留待下章详述。但有一可注意的地方，应先加以认识，就是当时突厥帝国尚未发展至中央集权的地步，而是分邦自治的。原来突厥的最高领袖可汗（大可汗）之下尚有若干可汗（小可汗），他们各统有一定的地盘和武力，只是名义上服从大可汗，实际是独立的。《周书》五十说突厥“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就是指这种现象而言。由此可知突厥并不是一个集权的帝国，仅具有一种联邦性质。西方突厥自达头的父亲室点密起，便处于独立状态，《隋书》八四说达头“旧为西面可汗”，顾名思义，即知他是个独霸一方的突厥领袖。又如《隋书》五一《长孙晟传》说：
晟先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突厥早已先具有分裂的因素，而后隋人的计策，才得以施展。
《隋书》记载西突厥的最大错误，便是认为大逻便是西突厥的始祖。其实西突厥的始祖应为室点密，达头是室点密之子，达头以后的西突厥可汗，也都是室点密和达头的子孙。大逻便并不是西突厥的可汗，只是惹起突厥东西分裂的肇事者。《旧唐书》因袭《隋书》的说法，更把大逻便误为木杆。直到《新唐书》，才改正了上项的错误。
至于西突厥的版图，《隋书》的记载不详，两《唐书》记载较详，且大致相同。《旧唐书》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其国即乌孙之故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长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据《西突厥史料》说，乌孙故地为今伊犁河流域及其附近，雷翥海为里海或咸海，瀚海则为外蒙古沙漠的西北部。但《旧唐书》没有说明西突厥在何处与东突厥接境。《隋书·突厥列传》则说西突厥“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据《西突厥史料》说，都斤山为杭爱的一部。其地本为木杆可汗建牙之地，当系东西突厥的边界。金山则为外蒙古的阿尔泰山，亦即阿史那奔柔然后所世居状如兜鍪的金山。至此，我们对东西突厥的版图，大致可得到一个印象。东突厥的领土，东到渤海北部，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内蒙古沙漠，西到外蒙古的杭爱山。西突厥则领有杭爱山以西阿尔泰山以南的整个伊犁河流域，南至天山南路的疏勒一带，西至里海的东部。
这两大帝国，东西对峙了一百五十年，他们不但对外或相互发生了多次的战争，其自身内部也经过了无数变乱。直到唐玄宗时，他们都失却对北方民族的领导权，而为后起者取而代之。
四 突厥与隋唐
中国历史上对于北方外族的战争，在军事方面，中国常居于被动地位。因为游牧民族，习于骑射，来去自如，而沙漠又是他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中国是农业社会，人虽多而大规模的军队不易调动。国防线又长，军队不易集中。欲大举进攻，则马队少，而最大的困难，则是粮食之不易运输。因此异族进攻中国极容易，他们经常的战术是突袭，以骑兵突破一点，杀掠而去。中国派兵去打他，他便在沙漠中和中国军队捉迷藏，等到中国军队的粮食一尽，即使他们不反攻，中国军队也得撤退。唐开元时东突厥谋主暾欲谷有几句话说：
王晙（唐朔方大总管）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旧唐书·突厥传》上）
这真是高明的战略，无怪当时的人比他为李靖、李勣了。开元八年，唐兵即因此而遭大败，这件事也正是中国对北方异族作战的最大困难的实例。
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能固守边防，已极不容易。若要作主动的出击，则非出极大的代价不可；即使打胜仗，也往往得不偿失。汉武帝伐匈奴，即是一例。隋文帝开始改变军事上的硬拼办法，尽量利用政治外交策略，以促成或助长突厥内部的分裂或不安；或引起突厥与其他异族的冲突，然后以武力取之；或迫其不得不服从中国。这办法自然是比较进步的。突厥对中国也有他的策略，主要的不外乘虚寇边或是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使中国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以造成或延长中国的分裂局面，这些办法也曾给予中国多次的困扰与灾害。这是他们比匈奴高明的地方。匈奴充其量不过是利用中行说一流的人物作政治军事顾问，还没有突厥这样的政治头脑。这些办法此后成为异族侵略中国的惯技，其实也正是隋朝对付突厥的策略；不过双方对这些办法的运用，突厥是远不如隋朝的。
现在先谈隋朝对突厥所发动的离间政策。这个政策的主持人是长孙晟。他是唐太宗的岳父，所以唐人修撰的《隋书》难免对他有过分渲染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他总算得上是当时的外交奇才和伟大的战略家。他于周宣帝时，护送千金公主往突厥，以擅长弹射深得当时突厥沙钵略可汗的欢心，因此得与突厥可汗的诸子弟和贵人们相亲友。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号突利设）素以得众心为沙钵略所忌，长孙晟便对他竭力笼络，并利用处罗侯为掩护从事调查突厥的内部情形。《隋书》五十一《长孙晟传》说：
晟与之（指处罗侯）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
其后至五八一年（隋开皇元年），他上书给隋文帝，主张对突厥采取离间政策。书中对突厥内部的人事纠纷，说得极其透澈：
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书·长孙晟传》）
摄图即沙钵略可汗，为木杆可汗兄子。玷厥即达头，是沙钵略的从父，当时突厥的西面可汗。阿波则是木杆之子大逻便。从长孙晟的上书看，达头的势力最强，沙钵略只是他名义上的领袖。阿波的领地，虽然史无明文，但《隋书·长孙晟传》又称阿波的所在地为“北牙”，再参看上文，可知阿波的领土是突厥的北部或西北部。处罗侯则领有突厥的东部地方。文帝采纳长孙晟的意见，首先拉拢达头，派太仆元晖赐以狼头纛。后来于宴会时又故意把达头使者的座位，排在沙钵略使者上面，因此沙钵略与达头种下嫌隙。果然五八二年（开皇二年），沙钵略以四十万骑攻隋而达头不从。此后长孙晟又设计离间阿波与沙钵略，结果阿波西奔达头，因而造成突厥的正式分裂。隋朝的离间政策，成功得如此顺利，自然归功于长孙晟的洞察敌情和巧妙的连用。沙畹对此曾作结论说：
总之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政策，是为妨碍突厥建设一持久帝国之要因。设无此种反间政策，突厥之国势不难推想得之，数百年后蒙古之得势，可以例已。（《西突厥史料》一五六页）
这个评论，大致是公允的。
东西突厥分裂互战的结果，迫使沙钵略上表投诚，愿为藩附，并且遣子入朝和不断的入贡。于是隋朝又帮助沙钵略打西突厥。五八七年（开皇七年），东突厥生擒阿波，至此东西突厥的战争暂时稳定下来。同年，沙钵略死掉，由其弟处罗侯继承汗位，处罗侯于五九三年（开皇十三年）西征战死，传位于沙钵略子雍虞闾，是为都蓝可汗。至此长孙晟又设计离间都蓝可汗与其弟突利可汗（《隋书》说突利是沙钵略之子，但《资治通鉴》则说是处罗侯之子）的情感。五九七年（开皇十七年），隋以宗女安义公主下嫁突利，都蓝自以为是大可汗，反不如突利，因此老羞成怒，断绝对隋的朝贡。突利本居突厥的北部地方，长孙晟又劝他率众南下，居于度斤旧镇，监视都蓝而为隋作耳目。自此以后，都蓝每有所行动，隋室总先知道而有所准备。气得都蓝与达头联合攻打突利，突利全军覆没，只身随长孙晟入朝。隋朝封他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黄河南岸胜夏二州（今绥远南部及陕西北部）之间，划出四五百里的地方，作为他部落的畜牧居地。同时隋室趁突厥内乱，对东西突厥作大规模的进攻。混战了四五年，把东突厥打跑到内蒙古沙漠以北去，打得西突厥也发生内乱，达头跑到吐谷浑去。六〇三年（仁寿三年），长孙晟又把启民迁出塞外，接收了达头的部众，正式作了突厥的大可汗。启民的地位，完全是隋朝一手造成的，对隋朝自然惟命是从。这是隋朝离间政策的又一大成功。六〇九年（炀帝大业五年）启民死，其子始毕可汗立，对隋朝仍表忠顺。直到六一五年（大业十一年）才开始叛乱。那时隋朝因炀帝的骄奢黩武，乱亡之象已充分暴露出来，故突厥敢于反叛。两三年后隋室便告覆灭，隋文帝经营二十年始获成果的突厥政策，至此也随着告终。
隋室对付突厥的另一策略，是和亲政策。这办法常为后人所非笑，但在当时，也确有它的用处。突厥的可敦，权威甚大，有左右军国大事的力量。《资治通鉴》一八二说：“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可以为证。隋文帝篡周，周千金公主即曾劝沙钵略入寇以复仇。其后始毕可汗叛隋，围炀帝于雁门，事先隋义成公主曾遣使告变，其后又遣使诈告始毕北边有急，才解雁门之围。从这些地方看，突厥可敦是颇能左右可汗的。所以当时中国对突厥的和亲政策，至少有两种直接作用：一是以中国籍的可敦左右可汗，使之勿侵扰中国。其次是以中国可敦，监视可汗，假如一旦战争爆发，可敦可以为中国的内应，而且也许可以先期告变，使中国获得可靠的情报。由此可见和亲政策并非全为敦睦邦交，而是具有极大的政治作用的。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用和亲作为利用某一可汗的手段。因为异族文化落后的关系，对中国总不免存着些自卑感。他们的首领，认为能娶到中国皇室小姐作太太，便是无上的光荣；可以因此傲视群伦，其同类对之也常刮目相看，这光景恰似中国旧日市井暴发户之攀婚士族一般。隋人看清这一点，就以和亲来拉拢所要拉拢的突厥首领，而达到分化的目的。例如五九三年（开皇十三年）东突厥都蓝可汗求婚于隋。长孙晟认为：
雍（虞）闾（都蓝名）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即突利可汗）必又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隋书·长孙晟传》）
因此隋朝把公主（安义公主）嫁给突利；一方面弄得突利受宠若惊，对隋朝惟命是从；一方面气得都蓝断绝朝贡，终至发生内战。可见和亲与异族领袖的荣誉与地位，是有重大关系的。隋炀帝时裴矩又献策以宗女嫁给始毕可汗之弟叱吉设，叱吉设不敢受。不然的话，都蓝、突利的事件，可能又要重演。所以隋朝的和亲政策，也可以说是离间政策的一种。裴矩的策略，虽与长孙晟并无二致，但用于炀帝末年，不但无效，反而惹起雁门之围的大祸；便是因裴的政策，已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持了。不仅如此，隋朝的乱亡，更给予突厥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
隋末唐初的几年中，正是东突厥最得意的时候。那时因中国内乱，中国人纷纷逃入突厥避难，因此东突厥的实力大增。《旧唐书·突厥传》上说那时的突厥：
东自契丹、室韦（今中国东北一带地），西尽吐谷浑、高昌（今新疆东南部及青海北部）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当时中国北部起兵的群雄，如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等都向东突厥称臣；东突厥并封他们为“可汗”。唐高祖自亦无法例外，初起兵时，曾接受过东突厥的军援，也向东突厥称臣纳贡过，为的是使东突厥不要阻碍他的统一工作。但唐室的统一，不但为东突厥所不愿，同时隋室余孽也抱定“宁赠外国，不予家奴”的心理，鼓动东突厥入寇。而与李氏同起逐鹿的刘武周、梁师都等，也都向东突厥借兵。在这种种的情势之下，东突厥焉有不卷入漩涡的道理。从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三年）到六二六年（武德九年），这几年之中，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无岁不发兵入寇，每次都是饱载而归。六二四年（武德七年）高祖被逼得几乎徙都邓樊。六二六年（武德九年）后，东突厥内乱及天灾的关系，对唐室的侵略才停顿下来，给予唐室一个喘息与准备的机会。
东突厥的衰乱，主要是内因华人赵德言的乱政及六二七年（贞观元年）的大雪灾，外因薛延陀的叛乱，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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