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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遂致授予唐室以绝好的复仇机会。但六二四及六二六年（武德七年及九年），正值突厥全盛之时，颉利曾前后两次举国入侵，均出乎意外的与唐室结盟而退，而没有动武。不管唐太宗事后如何吹噓，或是史书对他如何赞美，当时如果真正动起手来，唐室是绝无取胜把握的，因为双方的实力太悬殊了。但唐太宗何以能够不战而却敌呢？实则仍是得力于离间政策。唐太宗利用东突厥颉利可汗（始毕之弟）和突利可汗（始毕之子）中间的矛盾，拉拢突利，与之结为兄弟，以致颉利怀疑，不敢作战。终于颉利与突利发生冲突，突利于六二九年（贞观三年）率众奔唐。这一来东突厥的实力，更大为减损。因此唐太宗乃能乘其内忧外患之际，于六三〇年（贞观四年）一举攻灭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后，其残余部落除北附薛延陀和西奔西域者外，投降唐朝的尚有十余万口。关于这些降众的处置，朝臣各有不同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派以魏徵、颜师古、李百药为代表，主张把降众遣返“河北”（指今陕甘宁黄河上游以北）的老家；“树首长俾统部落，视地多少，令不相臣，国小权分，终不得亢衡中国。”另一派以温彦博为代表，主张把降众置于沿边地方，使为中国守门；“如汉建武时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还有一派主张把降众置于今山东河南一带之“内地”，便与中国人同化；认为应“悉籍降俘，内兖豫闲处，使习耕织，百万之虏，可化为齐人，是中国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引文均见《新唐书·突厥传》上）。结果，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把东起幽州（今河北一带）、西至灵州（今甘肃宁夏一带）的边塞地区，作为安置东突厥降众之用，并委任突利为顺州都督，以统理其部落；以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为北开州都督，以统颉利旧众。二人皆听命于唐室。此外东突厥诸酋长拜官在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入居长安城的近一万家。但到六三九年（贞观十三年），结社率（突利之弟）在京师谋反，唐室才感到突厥寄居中国的严重性；因此封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建牙于“河北”，将东突厥降众遣返东突厥故地。可是不数年俟利苾又因薛延陀的侵逼，帅部南移。结果唐室又把他们安置在胜、夏二州之间，其后又把他们分置于云中、定襄两都督府的管制之下，俟利苾则入居京师。这是唐太宗对突厥的最后措施了。
俟利苾南下后，东突厥故地为突厥酋长车鼻可汗所盗有。直至六五〇年（高宗永徽元年），唐兵擒车鼻于金山，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并设狼山都督府以统之，至此东突厥可以说全部降服。唐朝又于是年设立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领金徽、新梨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这些州府的都督刺史都由突厥酋长来担任，并授予高度的自治权；但最高长官的都护，则须由唐人出任。都护府的任务，主要在监视及指导各部落，以防其入寇；此外并维持各部落之间的秩序，如调处部落之间的冲突，镇压各部落内部之叛乱，以及保护弱小，救济灾害等等。这些措施，有时简直是赔本生意；但对中国边防的巩固以及各部落间和平秩序的维持，则确有其贡献。六四六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预言在五十年内中国无突厥之患。（《新唐书·突厥传》作五十年，《资治通鉴》一九七则作十五年，当以《新唐书》为正确。就习惯说，对某事作时间的推测，其时间较长久者，多用整数，如十年二十年等，甚少有挂零者。且唐太宗好夸大，区区十五年，似不过瘾也。）他作此保证的最大理由，即是他对突厥有恩。他说：“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资治通鉴》一九七）。从这几句话里，也可以看出唐朝对被征服民族的处置态度，这是值得赞美的。唐太宗的预言，结果有一大部分兑现；自贞观以降，东突厥未发生问题者达三十年之久。
六七九年（调露元年），正值高宗末年武则天当权的时候，单于大都护管内的东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叛变，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诸州的突厥酋长，都群起响应，共有众数十万人。唐室以四十八万人讨之，虽将温傅、奉职等或擒或杀，但突厥余众的叛乱，此覆彼起，不可遏止。其后几乎年年寇边，唐室对它只有征伐一途。但唐室对命将太无选择，甚至以僧怀义带兵去打突厥，结果只有使局面更形恶化。六九〇年（天授元年）武后称帝后，突厥对唐的外交也渐次取得主动，因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反叛，东突厥的默啜可汗，便以此对唐发动和平攻势，于六九六年（万岁通天元年）请为太后子，为唐讨伐契丹。武后立即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次年又被默啜骗去突厥降户数千帐，谷四万斛，铁数万斤。默啜的和平攻势获胜后，实力大为增强，态度便又转强硬。六九八年（圣历元年），武则天派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默啜以其非李氏子，将武拘留，一面入寇，一面扬言将立李氏子为帝，而不承认武氏政权。吓得武后赶快立庐陵王（中宗）为皇太子，然后派兵讨伐突厥，所以中宗的复位，东突厥也帮了不小的忙，结果东突厥大肆杀掠而去。此役以后，东突厥的声势益壮，对中国也益加轻视。终武则天之世，突厥连年寇边，达十余年之久。
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默啜因衰老昏虐，内部渐有乱象。七一四年（开元二年），东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率众来降，前后万余帐，唐朝皆以“河南地”（今陕甘宁黄河上游以南地）处之。七一六年（开元四年），默啜为其部属拔曳固部卒所杀，其兄左贤王默棘连立为毗伽可汗，因知人善任，国内复趋稳定，曾于七二〇年（开元八年）大败唐兵。他的谋主暾欲谷老成持重，主张与唐连和，故自七二〇年以后，终毗伽之身，与唐和平相处者十余年。这十余年突厥与中国可以说同处于和平繁荣之中。七三四年（开元二十二年），毗伽为臣下毒死，其后突厥诸酋长以争夺领袖地位发生过多次流血政争，直至七四二年（天宝元年），东突厥的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联合击杀突厥可汗骨咄叶护，而立拔悉密的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突厥余众则共立了一位乌苏米施可汗。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劝乌苏内附，乌苏迁延不行，王于是说拔悉密、回纥等共击之，东突厥降者甚众，从此衰微下去。七四四年（天宝三载）拔悉密攻杀乌苏可汗，突厥人又立乌苏之弟为白眉可汗。同年回纥、葛逻禄又联合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唐朝乃册拜回纥酋长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七四五年（天宝四载）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东突厥白眉可汗，毗伽可汗的可敦率余众归降唐室，东突厥的阿史那氏王朝，自此灭亡。其土地及权威都为回纥所代替。
再说西突厥，自达头奔吐谷浑后，西突厥于七世纪初分为两个势力，一为最高领袖处罗可汗，居伊犁河流域；一为射匮可汗（达头之孙、处罗之叔），其势力范围为西突厥西部以及西突厥治下的最西诸国。隋朝以婚姻为诱饵，劝射匮背叛处罗。六一一年（大业七年）射匮击败处罗，处罗率数千人奔隋，炀帝赐号为曷萨那可汗。后来炀帝在江都被弒，曷萨那自宇文化及处投奔唐高祖。那时东突厥正强，遣使赴唐请杀曷萨那，高祖不得已，把他交给东突厥使者，因而被害。西突厥自射匮取得领袖地位后，《旧唐书·突厥传》下说它的版图“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已西诸国皆役属之”。又说：“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今新彊库车）北三弥山。”射匮死后，其弟统叶护继立，国势更强，《旧唐书·突厥传》下说他：
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今印度克什米尔一带地），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今苏联Alam Ata东）。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视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那时也正是东突厥的黄金时代，如果不受西突厥的牵制，对唐的威胁必然更大。当时唐高祖仍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西突厥。六二〇年（武德三年），双方约定于六二二年（武德五年）冬联合进攻东突厥。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大恐，乃与统叶护讲和。其后统叶护遣使向唐求婚，并遣人迎接公主，但因颉利屡次遣兵遮断西突厥通唐的道路，因此未能成婚。六二八年（贞观二年），统叶护为其伯父所杀，此后国内连年战乱，终于六三八年（贞观十二年）西突厥又分裂为东西二部。原来西突厥的十个政治区域“十部”（又名十箭或十姓），由东西分辖五部，以伊列水（今伊犁河）为界。东郡可汗建庭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西部建庭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西域诸小国，也分附于两部。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西突厥西部的沙钵罗叶护可汗，屡次遣使入贡，唐遣使即依其自号立之为可汗。但就在那一年，沙钵罗叶护可汗为东部乙毗咄陆可汗所击杀。次年，乙毗咄陆灭吐火罗，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并进寇伊州，结果为唐兵击败，乙毗咄陆因部下作乱逃奔吐火罗。其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数千帐于六四八年（贞观二十二年）内属，唐室把他安置于庭州（今新疆迪化一带），次年又任命他为瑶池都督。六五一年（永徽二年），阿史那贺鲁拥众西走，重新统一了西突厥的东西两部，又回兵入寇。唐室派兵讨伐，直到六五七年（显庆二年）才擒住贺鲁，将西突厥的土地分为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突厥酋长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管理东部五部（又名五咄陆）；以阿史那步真（弥射族兄）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治西部五部（又名五弩失毕）。至于原来阿史那贺鲁所统多逻斯水（今新疆北端喀喇额尔齐斯河）上的种落和他所役属诸国，西至波斯，皆设州府，一起置于安西都护府的治下。
六六二年（唐高宗龙朔二年）继往绝可汗唆使唐海道大总管苏海政杀兴昔亡可汗，继往绝不久亦死，十姓无主，由部酋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匐收拾余众，附于吐蕃。六七一年（咸亨二年），唐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集突厥余众。到了六七九年（调露元年），阿史那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李遮匐连和吐蕃，侵逼安西。唐以裴行俭计擒阿史那都支，并招降李遮匐，自此西突厥日渐衰落下去。到了六八五年（武则天垂拱元年），西突厥两部人众日益离散，唐以兴昔亡之子元庆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次年又以继往绝之子斛瑟罗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那时东突厥正是默啜可汗在位的时候，西突厥十姓被他侵略得死亡殆尽。最后于六九〇年（天授元年）由继往绝可汗收集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改号为竭忠事主可汗。次年，又以之为平西大总管，镇碎叶（碎叶城在今苏联吹河Chu南岸，靠近伊斯色克库尔湖）。过了三年，西突厥别种突骑施的酋长乌质勒，攻破碎叶，把斛瑟罗赶回唐朝。乌质勒又把牙帐移至碎叶，他的地盘东北与东突厥为邻，西南与西域诸胡相接，东至唐朝的西南庭州。西突厥的阿史那王朝，自此乃告结束。
七〇八年（唐中宗景龙二年），乌质勒子娑葛自立为可汗，并侵陷安西。次年请降，唐朝封他为钦化可汗，赐名守忠。七一四年（玄宗开元二年），东突厥默啜攻杀守忠，守忠部将苏禄鸠集余众，自立为可汗。七一九年（开元七年），唐拜苏禄为忠顺可汗。苏禄虽也与唐发生过若干次冲突，但大体相安者十余年。直到七三五年（开元二十三年），才大举入寇。次年，苏禄为唐兵所破而请降，不久为其部下所杀。其子继立为吐火仙可汗，又为唐兵所擒。开元末唐朝复立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以统突厥余众，但不久便为突骑施所杀。以后十余年，西突厥故地的主人是突骑施。肃宗至德以后，突骑施发生内乱渐至衰落，唐朝也因内乱而无暇过问他们的事。代宗大历以后，突骑施已衰微不堪而臣役于葛逻禄，西突厥阿史那氏的余众，则归附了回纥。
五 西突厥与波斯、东罗马
突厥与中国的来往，不过是其国际关系的一环，除中国外，他们尚与许多国家发生往来。尤其是西突厥，它与吐蕃、西域诸国以及东罗马、波斯等国的关系，比较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因中国历史记载的简略，故不能得知其详，对当时西突厥与东罗马、波斯等国的关系，尤为隔阂，有加以叙述的必要。同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真象。
远在六世纪中叶，突厥在乌浒河北攻破嚈哒而据有其地的时候，即开始与波斯接境；同时在里海之北，又可与东罗马帝国相交通；因此突厥即与两国逐渐发生贸易关系。中国的丝绢贸易，是当时亚洲的重要商业之一。丝绢由中国向西方输入，有两条主要的路线：一是出康居向西走的陆路，也是最古的一路；一是经过印度诸港向西行的海路。当时丝绢的顾客，多为罗马人和波斯人，而居间贩卖的则是中亚的游牧民族和印度洋的商船，而波斯人同时又为东罗马的丝绢掮客。
东罗马皇帝查斯提年（Justinien）为避免居间贩卖的种种剥削，曾提倡养蚕；但在当时蚕业并不发达。他并于五三一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遣使到阿剌伯西南的牙门（Yémen）地方与希亚利人（Himyarites）商议，请他们往印度购丝，转售于罗马人；因为当地常有去印度的船只，可以办这件事。但波斯则想完全垄断印度诸港的海上丝利，因此一面阻止希亚利人为罗马人居间贩丝，一面妨碍陆地运丝民族的贸迁。当时在西亚贸迁丝物的，以康居人为最多。康居最初臣属于嚈哒，等到嚈哒灭亡康居人移属于突厥时，正值波斯人垄断丝业，因此康居人要求突厥室点密可汗转请波斯允许他们在波斯管领的诸国中经营丝业，室点密乃派康居人曼尼牙克（Maniach）出使波斯，交涉这件事，而为波斯所拒绝。后来突厥又派若干使臣赴波斯交涉，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使臣们更多半为波斯所毒害，因此突厥与波斯结下仇怨，其后曼尼牙克又得突厥允许出使东罗马以求通商，他穿越高加索，于五六七年（陈临海王光大元年）到达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觐见东罗马皇帝查士丁（Justin），陈述可汗贺词并呈献了大量丝绢。次年，查士丁送曼尼牙克返国，并派遣使臣报聘。其后双方信使往还，邦交日固，东罗马因有此强大与国的支持鼓励，终至与波斯展开历时二十年（五七一至五九〇）的大战。
东罗马、波斯战争的末期，西突厥也加入战团，于五八八年（隋文帝开皇八年）派兵三十万进攻波斯，同时东罗马自叙利亚沙漠进兵。时波斯王赫米兹四世（Hormizd）在位，遣大将伯拉（Bahram Tschoubin）抵御突厥，突厥战败。后来伯拉受人中伤，又在高加索东部为东罗马击败，波斯王对他加以侮辱，因此一怒而造反，废赫米兹并于五九〇年（开皇十年）拥立赫米兹子库萨和（Khosrou）。不久伯拉又于麦丁（Madaiu）自立为王，库萨和乃求救于东罗马。五九一年（开皇十一年），东罗马皇帝马来士（Maurice）派兵援助库萨和，把伯拉击败，伯拉逃奔突厥，库萨和厚赂突厥的可敦把伯拉杀掉。波斯、东罗马的战争，也告一段落。
其后从五九七到五九八年（开皇十七到十八年），波斯王库萨和遣兵讨击贵霜（大月氏）等国，突厥援兵三十万渡乌浒河败波斯军。但突厥兵迅速撤回，波斯军于突厥人去后又复进攻贵霜，大掠而归。此后波斯又借故攻击东罗马，六一四年（隋炀帝大业十年）攻陷耶路撒冷。六二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东罗马乃与波斯再度决战。这场战争连续七年之久（六二二至六二八），最后突厥又加入战团。居于里海沿岸的可萨突厥（Khazars）可汗（可萨突厥可能臣于西突厥，但系另一种突厥，不能与西突厥相混）与西突厥叶护可汗，皆出兵援东罗马。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波斯都城发生变乱，库萨和遇害，其子科瓦（Kavadh）继立，与东罗马议和。
因了罗马与波斯的长期战争，结果两败俱伤，两国皆无法抵御新兴的大食。六三六年（贞观十年），东罗马叙利亚省为大食所侵占，其后波斯王也被大食逼得弃国而走。同时西突厥也因与中国构衅屡遭败创，以致不能维持统一的局面。七世纪中叶，西突厥已不能称为帝国，其境内仅是若干小国割据的局面。这三个庞大帝国，竟同时趋于衰落。
上面已说过，中国的丝，在六世纪中叶输入欧洲，以西突厥为陆路转运地，也可以说它是当时中国、东罗马、波斯、印度四大国间商业交际的仲介人。除此以外，西突厥对于中西宗教思想的交流，也有相当贡献。《西突厥史料》二一九页：
六二八年（贞观二年）玄奘通行突厥国境，自北而南，安抵信度河者，赖西突厥统叶护之保护，有以致之。六二六年（武德九年）光智等未随唐使至长安以前，曾受统叶护之旦夕祗奉。六二一年（武德四年），初建火祆寺于长安。六三一年（贞观五年），祆教师何禄始莅中国。六三五年（贞观九年），景教师阿罗本自叙利亚经西突厥境而来至长安。此类年月之相近，并非出诸偶然，其事可证明西突厥帝国之存在，便利通行亚洲之往来商人。赖其便利行人，遂有助火祆、基督、摩尼三大宗教之发展。前二者树植于中国，而后一教则更见隆盛焉。
此外回教的得以发展于波斯，也与西突厥有一点间接关系。因为波斯人所崇奉的火祆教本是与回教相冲突的，回教当然为波斯所抵制。但因波斯遭受西突厥和东罗马的夹攻而衰落，回教乃随着大食的势力迅速扩展于波斯。从这些史实看来，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西突厥在西亚国家中所处的地位，比较它在东方更具有重要性。
六 突厥与唐代中国北方的胡化
突厥在它接境的诸大国之间，文化是比较落后的，因此它的文化不易对这些文明国家发生影响，却不是毫无影响的。例如唐初宫廷以及中叶以后河北藩镇的“胡化”，都与突厥有关。固然影响唐朝胡化的不止突厥一族，但突厥是与中国边境接壤最广，关系亦最密切的外族，所以它对中国的影响也最大。从文化的观点上看来，这种影响是消极的，其价值是副号的。现在就以唐室的胡化为例证，说明低文化的影响。不过一个民族对一种外来文化的感染，其过程是渐进的，且常是潜移默化的。所以过程的转折细节，有时不易看得出来。这里仅能就唐室胡化的几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加以论述。
唐室的胡化，如果推本溯源，则六三〇年（贞观四年）的处置东突厥的降众，实为关键；唐太宗对于这件事应负很大的责任。太宗用温彦博的建议，将十万突厥的大部安置于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边塞地区，并留一部于京师。《资治通鉴》一九三说：
（突厥诸酋长拜官）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这种为华夷主的尊荣地位，凡是好大喜功的君主，没有不喜欢干的。温彦博的言论主张，不过是腐儒大言，而太宗独排众议而采用温的办法者，即因此办法甚为迎合太宗的心理。
突厥人在唐朝为官和入居长安的既有这么多，唐太宗本人又好与突厥人接近，例如颉利的从叔李思摩和颉利的侄儿突利都是他的好友。此外他更以突厥人充任侍卫，突利之弟结社率便是以郎将宿卫，因而闹出六三九年（贞观十三年）九成宫的叛变的。所以当时的朝廷和长安城，是“华洋杂处”的。因此唐朝的宫庭中也不知不觉染上了若干胡化色彩，太宗的废太子承乾沾染突厥习俗，便是最好的例子。《新唐书》八十《常山悯王承乾传》说：
（承乾）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
这完全是儿童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及模仿的表现。但承乾身为太子，生长于深宫之中，其行动不会如常人的自由，如果不是在宫中常与突厥人接近，则其好奇心与模仿举动从何而来？由此可知突厥人之能出入掖庭者，必不在少数，而胡俗竟亦因此深入宫庭中。至于突厥人对当时京师风气的影响，自也不难想象。
唐室于六三九年（贞观十三年）徙突厥余众于黄河上游以北，太子承乾也于六四三年（贞观十七年）被废，因此唐室中央的胡化，迅速遏止，其影响尚不严重。但到唐玄宗时，唐帝国的东北部地方（大致为黄河下游以北地方）开始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胡化，时间也极长。直至唐亡，胡化仍在持续着。这个区域的胡化，其关键在于安史之乱。但安禄山辈所以能霸占河北、操当地军政全权者，则由于李林甫之以蕃人出任方面所致，自然最大的责任应由唐玄宗来负。《旧唐书》一〇六《李林甫传》：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安禄山、哥舒翰皆有突厥血统（安母为突厥，哥舒父为突厥），史思明则系纯粹突厥人。而安禄山既专方面，即自建立一独立而善战的新军事集团，渐与唐室的武力抗衡。这个集团的份子，包括多种外族，如同罗、奚、契丹等，而以突厥人为主力。开元末年东突厥内乱，东突厥西叶护阿思布等帅部众千余帐于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投降唐朝，而东突厥从此衰落。因此我们可以推知阿思布的部众，当是东突厥的精锐。玄宗待阿思布甚厚，赐名李献忠，累迁为朔方节度副使。为安禄山所嫉。七五二年（天宝十一载），禄山发兵击契丹，奏请阿思布率同罗（同罗为铁勒诸部之一，与突厥同类）骑兵助战，阿思布因恐为禄山所害，因而叛变。次年阿思布为回纥所破，禄山招降其部落，实力大增。《资治通鉴》二一六说：“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阿思布的部众，究有多少，史书并未说明，但据《通鉴》二一六所载，禄山于七五三年（天宝十二载）五月招降阿思布部落，九月阿思布穷蹙被擒时麾下尚有数千人；由此可揣知突厥散失而为禄山接收的部众，当远过此数。禄山于七五一年（天宝十载）曾大败于契丹，自接收阿思布的部众，乃能于十三载十四载两年之间连破奚、契丹，而以兵精闻天下，可知突厥实为安军的主力。同时禄山如不能破奚、契丹，亦必不敢倾巢而西。因此也可以说突厥是安禄山叛唐的最大资本。《通鉴》二一七说：
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这里所说安禄山“所部兵”（即基本队伍）之中，必有一部或大部是阿思布的精兵。
安史之乱平后，河北诸镇始终在安史余孽的掌握中。安史部众既多胡人，因此胡人所控制的地区，乃随之逐渐胡化。因此辈胡人全系以军权来维持政权，自易影响当地的习俗。《新唐书》一四八《史孝章传》：
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同书二一〇《藩镇传》又说：
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所谓胡化的主要特征，即是卑弃文教而崇尚武力，养成一种好勇斗狠的风气。所以当时军人第一的河北与以诗赋取士的长安，在文化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不但如此，即连黄河南岸的若干区域，也曾经沾染上胡风，蔡州即其一例。《通鉴》二四〇说：
（蔡州）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
即因蔡州最初的首领李忠臣、李希烈等，也是安禄山部下的原故。蔡州的地方势力虽于宪宗时讨平，但河北诸镇则始终处于半独立状态。实因河北因胡化而培植成的武力，过于强大，唐室中央武力无法与之对抗，因此不得不采取放任政策。河北的胡化，不但直接影响唐帝国的分裂与衰亡，若详细论之，就是对唐朝以后数百年的政局，都不能说没有关系，自然这已是本题以外的话了。
原载《边疆文化论集》（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