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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颂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法是好法，但施行的可能性不大，杨逸则很少说话，他已经画出了一个框架，官绅一体纳粮对朝廷的好处也不用赘述，能不能施行？怎么施行？就看在坐的这些人能否下定决心了。
“朕知道，你们会说朕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与普通百姓共天下，然而现在土地正在不断地向士大夫手里集中，大量普通百姓流离失所，朝廷税赋枯竭难以为继却是不争之事实。若是他们对我大宋还有点忠义之心，就应该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卿的先父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是我大宋第一个尝试革除弊政的人，他并没有墨守成规，卿难道忘了自己父亲所做的一切了吗？诚如卿所言，这条法令一出，必将引来士绅们的极力反对，但为了大宋，为了天下百姓，虽千万人，吾往矣！卿呢？”
赵煦多年来被压抑、被忽视，使得性格上坚韧甚至说是偏激的因子深入骨髓，他信任一个人可以信任到死，恨一个人也可以恨到死，原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绝不原谅、绝不宽恕、也绝不妥协，无论对内或对外，始终如一。
而赵煦、章惇、李清臣、张商英等人恰恰符合了这些条件，可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这个君臣组合量身打造的。
张商英，别的不论，敢于站到赵煦面前让他干掉他奶奶，光这一点就知道他有多彪悍。
就在讨论进行到关键时刻，赵煦突然诏范纯仁入京，宝文阁里，突然多了一位旧党大臣，让人感觉非常突兀，听完议案后，范纯仁怔住了，目光落在杨逸身上沉默了许久才说道：“陛下，太祖有言，与士大夫共天下，此政有违祖制，必将引来天下士绅极力反对，陛下若执意施行，很可以引发种种变乱，望陛下三思！”
章惇与户部尚书蔡京勾通之后，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陛下，如今国库用度紧张，臣建议暂时保留差役法，如此一来，把役钱的征收面摊开一点，也可以减轻一些阻力。”
绍圣元年七月，赵煦再次颁旨，复差役法，行绍圣新税法。
第二天，由翰林大学士曾布上书，请复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解除王氏字说禁令。
这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策论，有感于赵煦与章惇、张商英等人的强悍，杨逸再次抛出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补充议案。可以说，这六个字才是核心，才是解决土地越来越集中，朝廷税赋越来越少的有效办法。
范仁纯和苏轼都是名望满天下的人物，哪怕他们不全然认同新政，只要他们有限度的支持，也能带动无数的守旧派倒戈，至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不会那么激烈了。
现在杨逸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且有理有据，赵煦听后立即心动了，连章惇也沉默不语，凭心而论，若是以新政为主旨，杨逸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比全面打击要好得多，对新政有利得多！
新税法计亩征收，不管你是品官士绅之家，还是普通老百姓，有地就征税，无地可免，税率比原来的两税制略高，但这是把原来大部分杂税统一进来后的结果，细算起来，百姓每年要纳的税钱反而比原来少了三成，依旧分夏秋两季征收。
或许他们不是不知道打击、分化、拉拢这一系列手段，他们只是在仇恨中迷失了自己。
原来的历史上，章惇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失败，他们确实是进行了无差别打击，旧党的头头脑脑几乎全被贬谪至死，苏轼没死，也是到赵佶登基后，才得以从海南岛回来。
杨逸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一味的和他们争辩，赵煦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心动但没有立即行动，一切需要时间来调和！
李清臣，为了新政，不计个人荣辱，明知事不可为，仍毅然站出来独战千军，坚守自己认同的理念，任你十年贬谪心志不移。
赵煦一锤定音，剩下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施行的问题了，杨逸做了甩手掌柜，章惇可不行，他是所有政策的总执行人，各方面必须考虑全面，按照杨逸的策略，是将役和赋统一，归于田亩。
赵煦提起范仲淹，言词中并多有盛赞，这些话就像一颗巨石投入范纯仁的心湖，使他不禁含泪跪倒，哽咽难语！
不得不说，赵煦游说范纯仁的策略非常高明，杨逸看到，已六十多岁的范纯仁此刻泪流不止，一下接着一下的叩首，再也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
同时颁下来的还有一道旨意：迁范纯仁为河南知府，苏轼为湖州知州。
即便这个组合强悍如斯，杨逸势出官绅一体纳粮的议案仍让这些人凝重无比，真施行下去，这不是在和几个旧党在扳手腕，这是在和全天下的士绅作对。宝文阁了，每天都在论证着这条关乎大宋命运的政策的可行性，有没有什么改良措施。
绍圣新税法一出，天下振动，有人喜欢有人忧，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支持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反对的是那些品官士绅，各种声浪一波波回响着。
“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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