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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卿，朕在想，若是你父亲范文正公在世，以他那种天下楷模的胸襟，会不会反对这条有利于朝廷，有利于百姓的法令。”
范纯仁答道：“陛下，若不能施行，法便谈不上好坏！”
对旧党是否区别对待这事一时争持不下，但在尽快恢复新政这一点上，大家倒没什么异议，因为新政就是新党的旗帜，旗帜不树起来，大家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和大义。
复新法早在天下人的意料之中，这不奇怪，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却不见动静。
其实杨逸在宝文阁里提出的无非两点。一是立即把重心从打击政敌转移到推行新政上来；第二点，对旧党区别对待，对司马光此类罪魁祸首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而对范仁纯、苏轼之类有希望争取、更值得争取的旧党大臣要尽量争取，减少新政施行的阻力。
范纯仁起身叩首，他并没立即高声驳斥，而是言词恳切的规劝，赵煦沉声问道：“范卿认为，对朝廷而言，对天下百姓而言，此法可是好法？”
蔡京，不管后世如何评论他，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死，他还在坚持施行新政，赵佶登基，崇宁元年（1102）到崇宁五年，蔡京为相推行新政，把大宋搞得风生水起，《重刊兴化府志》称这段时期‘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可惜崇宁五年‘彗出西方，其长竟天’，踌躇满志的蔡京被一颗突如其来彗星打败了！
当初王安石施行的差役法，不但有利于民生发展，而且朝廷还从中赚到不少银子，差役法的役钱是按人头收取，实际上在雇用役夫担任劳役时用不了这么多钱，盈余的部分有时达到两三百万贯，比青苗钱赚得还多。
但显然，要说服张商英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杨逸说得再好，他们还是态度鲜明、强烈反对，或许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清算才只是一个开始，连本金都没收回，更别提九年的利息了。
范仲淹的一生，品格高尚，忧国忧民，而且一直在尝试着革新弊政，可以说他内心也是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人，而范纯仁现在不论政策的好坏，却以祖制不可违应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违背了他那位品格高尚的父亲了。
这些人的情绪必须要照顾，将心比心，若是换了自己受了九年的冤屈，一朝翻身时，想立即忘记所受的苦楚和冤屈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生没有多少个九年，而他们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政、被无情的毁掉更是让人心痛，杨逸也没打算一次说服他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宝文阁里，包括杨逸这个新鲜出炉的‘奸臣’在内，一众‘大奸臣’已经连续进行了十天会议，而赵煦这个‘昏君’不顾病体未愈，每天几个时辰的会议总是坚持到最后，就连蔡卞也暂时放下《神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加入到这次重要的议题中来，苏颂是唯一一个不属于新党而有幸参加宝文阁会议的大臣。
换了神宗皇帝与王安石来，绝对不行，神宗性格还不够果决，他的犹豫导致了王安石几起几落；王安石则不够彪悍，他对政敌过于温和，使得反对者得以保存，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
而章惇就是一把绝世神兵，他的坚毅胜于赵煦，他的忠诚从一而终，只要他认准了的事，虽千万人，必砍开一条血路，眼里的世界黑白分明，对反对者从不会手软。
其实杨逸明白，理智上张商英他们已经认同了他的策略，只是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已，否则他们现在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只是激烈反对，必定是无比仇视，斥之为叛徒了！
两人升迁的差遣虽然只是知府和知州，但在旧党被一一贬谪的大潮下，此二人能逆潮回流，从流放犯成为一地主官，这同样非常引人注目，朝野纷纷猜测，这是不是新党释放出来的一个和解信号，这倒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把反对新政的声音分化了一些。
爱可以让人疯狂，恨也能让人失去理智。
杨逸想了想，也觉得有必要保留，给百姓好处有时也不能一次给完了，他们本来期望的只是一瓢水，你一次给他一面湖，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值，但人心不足蛇吞象，等他们不满足于一面湖时，你就得给他们一片海，直到最后你给不起；这些话说来很难听，但这种现象却确实存在。于是，杨逸第一个站出来附和了章惇。
一旦将役钱也统一到税赋中去，计亩征收，那些无地的百姓就再不用承担任何赋役，役钱的征收面也就小了很多，章惇提出保留独立的差役法，就是舍不得这些钱，被高滔滔折腾了九年，大宋穷啊！
赵煦用宝，令行天下。
这一条推出，必将引来天下官绅的强力反对，要想施行下去，必须得有一个性格坚韧的皇帝、行事彪悍的首相，还有一群为新政锲而不舍的大臣，这样才有可能将政令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
杨逸这些天成了绝对的主角，因为议题正是他提出的统一赋役，将赋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官府统一从税赋中抽银雇人代役，限制苛扰，使赋税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