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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迅速枯竭；更重要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使得奢侈消费成为带有歧视性的消费行为。
卖得这么贵，生意还那么兴隆，可见大宋的官绅富户过的都是怎么的生活，这种现象在封建时代，大宋之前没有，大宋之后也没有。
这只是杨逸从日本弄回来的零头。蔡京把这笔钱砸下去，可以眼都不眨一下。
至于苏相公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官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奢侈品虽然比较难定价，但总还是有一个市场规律的；而苏相公刚才主要也是站在商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实朝廷征税多少，对商家影响不会太大，商家自然会将税额转嫁的购买者身上；
但这点困难和它所带来的利益相比，又不算什么了！
这种反差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偷盗、抢劫、谋杀、甚至大规模的动乱，使社会处于不安定的姿态之中。
还有一点，让利于民，百姓有了钱，才能发展生产，同时其消费能力也会增加，进一步促进市井繁荣，增加朝廷的岁入。
最终承担这份税额的，必定是那些花钱买奢侈品的人。这也正是咱们要做的，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贫富之间的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不断恶化。”
吕蒙正斥道：“胡说，我什么时候吃这么多鸡了？”
基于这些原因，杨逸个人觉得，无论再困难，也有必须在大宋开征奢侈品消费税，调控这种奢侈浪费之风。
一听这话，杨逸顿知有门，他含笑答道：“章相公所言不差，因此有必要加大边境巡逻，另外，大多境外输入的奢侈品，在过关时便要交税，征税部门发给税单，若是没有税单，在内地商铺出售时，仍可加征消费税，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走私入境。”
工部尚张朝宗也接口道：“有些商品在哪个环节征税，这也必须详细考虑才行，比如玉石，输入的玉石大多是原石，原石的价格相对便宜，但经过巧匠的雕刻后，价值有可能增加十倍，甚至上百倍，若是只在输入原石的环节加以征税，那么同样起不到多大作用。”
大宋的官绅富户生活上一向崇尚奢华，比如太宗朝的宰相吕蒙正喜欢吃鸡舌汤，每晚都要来上一碗。
奢侈品消费税的税率通常都非常高，在后世有些国家的税率甚至是商品总价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有一回他闲来在自家后院散步，突然发现家中多了一座小山丘，便好奇地问下人：“家里为何多了个山丘？”
打个比方，你将日本的屏风列入奢侈品征税后，屏风价格上涨，富户很可能就会选择描金折扇等等。若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这项税种也就起不到实际效果。”
对富者而言，加征奢侈品消费税，可以引导他们的消费观念，让他们少在这些奢侈品上花钱，将更多的钱用在经商和创业上，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健康蓬勃的发展。
李清臣接着说道：“此项税种，恐怕会受到许多官员抵制。”
此事无正史记载，且不去争论它的真假，但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宋的官绅富户生活是何等的奢侈。可以说，象吕蒙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向延春阁走去，他身上有个帝师的职衔，现在大儿子赵捷也快三岁了，是该加强教育的时候了。
至于钱荒问题，就目前来说，倒不需要他过多操心，最应该操心的是蔡京，实际上户部从上个月，就开始向民间回收以前滥发的交子了。
下人便解释说：“老爷，你喜欢吃鸡舌汤，这一碗汤要三十个鸡舌头，那一天就得杀三十只鸡，两年下来就是两万多只鸡，您想想两万只鸡骨头，加上掩埋的泥土，堆起来可不就有这么高大吗？”
而奢侈品消费税的通过，对缩小大宋的贫富差距，减轻贫困百姓负担，促进社会稳定，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大宋今后可以少些家庭被迫卖儿卖女，少些人饿死，少些强盗、少些罪犯、少些动乱吧。
大宋的富户生活过于奢侈，而奢侈消费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应该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
这五百和五千可就差远了。
界身巷里的珠玉宝石交易，每天动辄以千万计；丰乐楼里通用银盘象牙筷，瓷碗竹筷根本见不着，一道菜上千贯是常事；而接近丰乐楼这种档次的酒楼，光东京城就有近百家，每家的生意都十分红火；杭州后市街的贺家酥，一个小点心卖五百贯，这些都是事实存在；
李清臣这话需要简短，但也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大宋官员就是奢侈品最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他们自然不希望看到奢侈品价格上涨。
这是在为以前朝廷的失策擦屁股，这么做一是可以迅速收回这些还在市面上流通的交子，二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百姓暗示，朝廷有钱了，而且会下最大的决心稳定交子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