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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活千人的生计，所以大力发展工商业是解决目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的好办法。
王静辉想到后世国有企业在国家产业中的地位后，打算尝试用经济理论来阐述他现在所遇到的问题。经济理论并非他所长，但要想想在这个时代，自己的经济理论恐怕是最强的人了，只要能够把生意披上一个符合圣人之道的“华美外衣”，相信就能够披荆斩棘，让所有的反对者都闭上嘴巴。
除了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论述外，对司马光和颍王赵顼最具有杀伤力的便是王静辉随后附在信中的一片《商论》。在这篇王静辉少有的短小策论中，给司马光等人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并不抑制甚至还在鼓励土地兼并，由此产生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的饭碗该怎么解决？如果任其发展，很难说到最后他们不会啸聚山林，好一点便是加入厢军，无论是哪条出路都不是统治阶层所愿意看到的。唯一的办法便是让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加入工商业。
“改之，所谓‘君子言义不言利’，以改之之才，难道除了你在信中所说的方法外，便没有其他方法了吗？”司马光在来信中写到。王静辉在楚州搞得那些“榨油商会”、“纺织商会”，司马光都听说过，虽然凭借着这几个商会，王静辉将楚州的厢兵裁汰了近一半，但心中总归是有些不舒服的，但看在他在大宋财政巨大贡献的份上，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但这个驸马越玩越大，这次居然想把皇帝也给拉下水，一起做生意，司马光身为御史中丞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司马光看到王静辉的回复后，心中也是一片茫然：难道自己追求了大半生的“圣人之道”是错误的？！但看驸马的回信却又是滴水不漏，很显然，这样的“言利”才是正确的，不要说自己无从反对，就是孔圣人再生碰到这个“管子第二”也会赞成的。
虽然王静辉的来信让司马光对他的志向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单凭这些还不足以改变司马光的看法，所以司马光也再次寄信：“天地所生钱财万物，皆有定数，不在民，就在官。国家资本若是介入市场的话，那岂不是‘与民争利’？！”
司马光看到回信后，半天还是没有能够回过神来，这确实给他的冲击力太大了，从小到大，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圣人言”，但今天看到王静辉的回信后，觉得这一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开始动摇了。
王静辉把自己关在书房中半天，全力思考怎么来解决这个“外衣”问题，但脑子就像一团浆糊一样没有什么头绪。毕竟中国历史上都是采用抑商手段，商人的地位排在最后，宋朝虽然对商业采取放任态度，但千百年来人们所形成的观念是牢不可破的，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商人阶层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鄙视：士大夫阶层没有自己的产业，很少能够独立的，大多数文人都要依附于强权来生存，宋朝的士林风气虽然是最好的，但也难免掉进这个坑中；与士大夫阶层对立的便是商人阶层，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但偏偏有着士大夫没有的经济独立能力。
与司马光不同，颍王赵顼这段时间和王静辉讨论的便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等人引领的变法问题。王静辉看到赵顼的来信后，还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赵顼似乎对桑弘羊等人的做法很反感。他知道历史上的赵顼可是完全不同的，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完全是桑弘羊的一个宋朝版本，有的条例几乎连改都没有改便直接搬过来用。
王静辉不相信赵顼不知道桑弘羊那段历史，在历史上之所以任用王安石采用桑弘羊的办法也是迫于无奈。他当然不会放过给赵顼打预防针的机会：历朝历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永远都和桑弘羊一样是短期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也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鸠止渴的坏主意。
就在士林中为那篇《商论》孰对孰错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英宗赵曙的一纸诏书便代表了大宋统治高层之间对这件事情的最终结论：奏章批准，甚好！静候佳音！
王静辉认为：国家资本必须深入到最主要的行业当中，并且在经济总量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以便来影响市场物价的走向。如粮食生产和买卖，国家也必须有自己的产粮田和流通渠道，粮食入库后并非简单的赈灾或是平抑粮价，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粮食买卖，将粮食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这样才能积极有效的防备那些居心不良想囤积居奇鱼肉百姓的商人，恶意哄抬粮价，这就不是“与民争利”，而是更好的保障百姓的生活不受到影响。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写的那篇《商论》却是在读书人当中传播的极为广泛，王静辉的策论很少流传出去，其名声远不及诗词给他带来的荣誉大，所以一听说是驸马爷写的策论，所有的读书人都免不了要传抄一份，而《梅雪》月刊的编辑委员会也在司马光和欧阳修等人的一力坚持下刊登了这篇策论，就这样这篇《商论》传播开了。
想归想，但目前最主要的便是在哪本“圣贤书”中能够找到一句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来，否则那些司马光之辈恐怕对自己的好感要打折扣了。想了半天，王静辉还是从最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方面来着手，从而放弃了引用圣人言的打算。
不过可能是因为王静辉提出拉英宗赵曙一起“入伙”做买卖这个主意太过前卫，等了好几天，王静辉也没有接到老丈人的手诏，不过颍王赵顼和司马光则是写了封信过来，赵顼的信比较平和，只是问起这件事王静辉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司马光的信中似乎语气颇为不善，他认为王静辉此举颇有与民争利之嫌。
大宋治平四年十一月初八，在一场冬雪过后，司马光和颍王赵顼在这一天中接到了来自楚州王静辉处的来信，这两封来信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所要表达的意思差不多。不过这两封信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大宋经济政策的关键立足点，也使后世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当时宋人天马行空般的设想感到不可思议。
王静辉不知道司马光这句“天地生财”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赵顼也曾提起过，可能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处于那种认为天下财富都固定在一定数量上不会改变，他虽然知道这是错误的想法，但不能很好的解释，所以干脆把市场决定财富多寡的理论搬出来，也许能够说得更加清楚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最为先进的便是王安石了，历史上他在熙宁变法中所使用的用信用贷款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成长，这种手段确实要比司马光强得太多了，如果是王安石来和自己讨论这个问题，也许王静辉就不用浪费这么多篇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