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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疑，但是能够让中国发展的这么好，就说明它是适合中国的。很难想象能够有什么社会制度能够让百年挨打的中国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又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国共之争”在王静辉的眼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证明了中国的最后选择是正确。
王静辉旗下的产业运作是及其复杂的，他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他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免费萌学和高级书院都要有能够支持自己运转和发展的资产，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再每年从自己的资产中单独投入巨量资金了，这也是怕以后碰上倒霉的年份，自己的收入紧张而中断这些学校的投入。
大宋统治高层对这样的变化也是持默许的态度，这些爵位不用花朝廷一分一厘，司马光不会反对；而商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能够节省朝廷在此方面的大量支出，对此王安石也不会反对。尽管保守派和新党都有一些官员对此颇有微词，但是大宋统治高层的默许，甚至还有些支持的态度使得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形成气侯，只是由于这些“勋章”派对一些案件的插手，使得刑部、大理寺等相关部门的官员非常有怨言，不过摄于王静辉所把持的大宋统计局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打击，能够走上这些部门的官员大都持身正直，抱怨也是指一些案件被移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后，多半会牵扯出一些官员违法，大宋统计局紧跟介入的缘故。
大宋士林对此的看法则是“有益于移风易俗”，在这样的主流思想下，勋章派至少迈过了奠基阶段，从而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勋章派的形成对大宋的商人们内心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以来商人就费尽心机的寻找如何能够保证自己财产安全的方法，为此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依附官僚。不过官僚们给他们的回报是充当官僚的赚钱机器，到了必要的时候却被官僚所抛弃成为牺牲品，自己的财产也会被官僚们瓜分一空，一个家族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一朝划为泡影。
长时间、大投入使得高级勋章的获取难度极大，若不是真的有心于公益事业的商人，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耐心办到。这也就保证了这些高级勋章获得者至少在地方上名望不是一般的高，基本上都可以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善人”的级别了，这样的人急公好义，应该保证了高级勋章持有者的“正派、正义”的质量。
这还是王静辉在税法实施之前分散自己资产所包括在内，他在个人所得税法将要实施的前两个月之内，从手上出售了难以统计的土地还有相当多一部分商业股份。这些资产一部分捐给了全国各地数十所书院名下，还有一部分是留给自己的学生和情报局中有特殊贡献的人；剩下的资产出售后所得的钱财则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五十多所萌学，而剩下的钱则是在硫球和南洋购买了土地或是港口股份，这样每年所得足以支持这些萌学能够正常运转。
其实王静辉和他的手下们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运转机构，除了赚取令人难以计算的金钱之外，就是用这些所得翻过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的模式在王静辉授意大宋三大报纸渲染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商人在大宋百姓中以往的态度，而王静辉的发迹过程也使得商人们看到了另外一条让自己家族跻身大宋显赫家族的一条捷径。
这么简单的一笔买卖，商人们心中算得还是非常清楚的，不用宣传，不用蛊惑，不用引诱，成为“勋章派”中的一员是大宋商人们的主流了。虽然自己当初的一个简单的想法，但是却没有想到经过这几年来并不是非常专注的发展完善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是王静辉始料不及的，不过他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毕竟在他的眼中商业文明才是在这个世界中最适合生存的文明——商业文明才是最终的王道，虽然农业文明在和平时期还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在这个游牧文明强势崛起的时代，农业文明就注定了挨打的命运，这是王静辉所不愿意看到的。商业文明有着其特有的扩张特性，尤其是在宋朝的良好基础上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变，则是事半功倍，要知道论社会生产力，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还远不能够和现在的大宋相提并论，英国人能够做到的，大宋人没有理由做不到。
熙宁七年的年末，这作为大宋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的第一年，王静辉在让刘账房严格把关统计了自己在税法实施后五个月中所获得的收益后，上缴了一笔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赋税——三百七十万贯！大宋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个人纯收入的三成，也就是说王静辉仅熙宁七年最后五个月至少赚取了一千万贯的收入，这样的赚钱速度就是在汴都开封这样豪商富贾云集的地方也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熙宁七年的冬天对于大宋百姓来说还有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那就是在大雪纷飞的汴都开封，每天都有数十辆大车的新鲜蔬菜出现在集市上。看着这些只有在夏天才有嫩绿蔬菜，汴都百姓都是好奇的很，纵然价格不菲，但是还是有很多汴都百姓买回去一点儿尝尝鲜。
这些“勋章权力”使得商人们在政治上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权力，他们不用依附于官僚照样可以活的很好，把贿赂官僚的钱物用来投入公益事业，由此获得勋章也同样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这是王静辉在两年前组织北方商人投资的玻璃大棚种植的蔬菜，前两年也有一部分上市，但是总体规模不大，相对于旺盛的买方市场，那每天十来辆大车的蔬菜基本上不用摆到集市上便被销售一空。当然前两年反季节蔬菜的价格之昂贵，即便是一个在汴都开封中等之家天天吃那是吃不起的，只能够隔三岔五的做上一顿满足一下新奇感罢了。大多数蔬菜都是被汴都开封最有名望的几家酒楼和豪富之家所购买，即便如此当时也不是每个前来购买的人都能够买的上的，而当时汴都的百姓面临五六贯钱才能够买一斤的蔬菜更是望而却步。
正是有了这样的意识，王静辉才进一步将“勋章”一族的地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高，到最后顶级的勋章可以获得爵位，甚至出现公侯级别的“勋章”商人，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也是水涨船高。
现在“勋章派”的出现给了商人们另外一个途径，以前王静辉所提倡的“投身公益事业来换取百姓的支持”，尽管这样做也是非常有诱惑力，但是实际上想要看到其中的好处非常难。“勋章派”的出现使得大宋商人们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切实的得到了提高，他们不仅是在虚荣心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尤其是获得勋章的商人“除犯谋逆之罪不得抄家，谋反罪名成立的话，家中不相干奴仆、雇工不得受牵连，直系亲属未成年者不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