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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东林党和福王一系是有深仇大恨的，钱谦益等人害怕福王朱由菘登基之后，会对东林党进行报复。
钱谦益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但是史可法心里，却还是认为应该按伦序立神宗的儿子。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子，在血统上偏远，史可法担心舍亲立疏会引起更大的风波。
二人商议之后，由史可法给南京群臣写信，邀请他们到浦口议事，共同做出迎立桂王登基的决定。按说，这个折中方案，既迎合了东林党人不愿立福王的心思，又保证了由神宗的儿子登基，可以说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需求。但是南京的东林党人非常的傲娇，他们认为马士英不过是一个地方督抚，无权召开朝议，拒绝来浦口议事。事实上东林党人是想把马士英排挤出拥立皇帝的阵列，为的是将来权力之争。
眼看着帝位即将旁落，福王朱由菘自然不会甘心，秘密联系了卢九德，然后由卢九德出面，说服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等将支持福王继统。
对高杰等人来说，立有拥立之功将会使他们地位剧增，福王登基之后必然会犒赏他们，封赏爵位不在话下，从此他们将从普通的总兵上升到一镇军阀。
既然北京沦陷，勤王已经没有意义，史可法遂驻扎在浦口，焦急的等着北方的消息，他要确认崇祯是否还活着。然而各种消息纷纷而来，有的说崇祯殉国，也有的说崇祯已经沿着海路南下，众说纷纭、莫一是从。
几日后，原大学士魏炤秉从北京南下，逃到了浦口，证实了崇祯自焚殉国的消息，史可法彻底死心。
而对马士英来说，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参与了拥立，立有拥立之功，以后他将是史可法之下第二人，入阁拜相不在话下。
史可法和马士英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福王和桂王都是神宗的子孙，而福王人品能力比不上桂王，所以立桂王最为合适。至于神宗的另一个儿子惠王朱常润迷信佛教，不懂世事，不在考虑之列。
当然，这时心里最郁闷的当属史可法了，从北京陷落到消息传来现在将近一月，他的优柔寡断，使得他失去了拥立皇帝之功，造成了皇帝由军阀拥立，若按照原本历史的发展，史可法这个南京朝廷文臣之首，会因为拥立的失策后来被排挤出了南京朝廷，被马士英赶到了扬州督师。而朝堂上马士英和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又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党争，直到弘光小朝廷灭亡。
陈越不知道现在朱由菘登基没有，他能做的就是尽快接到崇祯，最好是在朱由菘即位之前赶到南京，否者一旦朱由菘当了皇帝，崇祯将无可奈何，自己这一番辛苦也将彻底失败。
按照血统的远近来算，崇祯殉国，理应由他的儿子继位。可是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沦陷在北京无一逃出，而崇祯也没有兄弟在，不过崇祯祖父神宗朱翊钧倒是有其他子孙在。比如福王朱由菘，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灜。另外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子，血脉也不算太远。
既然崇祯身死，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从藩王中挑选一人登基称帝。史可法身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文臣之首，挑选藩王登基的事情当然着落在他的身上。
当然，若论打仗陈越自然不会惧怕高杰刘泽清之辈，不过毕竟手下只有一千余骑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接了崇祯往南京，不能耽搁时间。
从徐州南下以来，为了赶时间，西山军骑兵晓行夜宿，逢城不过，直到了淮安废黄河北岸才停了下来。陈越派人打探了淮安的情形，知道淮扬巡抚兼漕运总督路振飞是现驻淮安的最高官员。于是，立刻派人渡过了废黄河，前往徐州面见路振飞。
马士英立即以凤阳总督和三镇的名义正式给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去信，宣布拥立福王朱由菘。当南京众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里传阅马士英的书信时，众人大惊，复又大怒，可是惊怒之后却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手中根本没有兵权，当然他们也可以联合刘泽清左良玉甚至江浙的军队拥立其他藩王，可那样势必造成大明的分裂，这是所有大臣都不愿看到的。
钱谦益两次从老家常熟赶往南京，面见史可法，强烈反对福王登基。原因是朱由菘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神宗喜欢郑贵妃的儿子老福王朱常洵，多次打算废掉崇祯父亲光宗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改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南京方面的情况。南京作为大明两京之一，和北京一样设有六部都察院御史台等各个衙门，政府机构完全和北京一样，甚至各部官员的品级也和北京完全相同。只要新帝登基，南京政府机构立马可以运转。当然，此时的南京没有内阁，所以掌握兵权的兵部尚书就是文臣之首。当然另外还有两个管事的，一个是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另一个是南京守备忻城伯赵之龙，和兵部尚书史可法一起是南京三巨头。
当然，在这一世，有了陈越，于是便有了变数。
当然史可法文官的身份，使得他的地位远在韩赞周和赵之龙之上，可以说由哪个藩王即位可以由史可法一言而决。
当马士英在凤阳宣誓拥立福王之后，伙同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泽清，带着五万军队护送着福王从凤阳出发之时，陈越带着一千二百骑兵来到淮安城北，隔着一道黄河看向淮安府城。
所以一开始，史可法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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