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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法的心里是偏向福王朱由菘做皇帝的。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都主张有朱由菘继统，比如淮安巡抚路振飞，给史可法的信里就赞成福王继统。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也持同样的态度。
陈越知道弘光朝廷是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四镇所立，高杰肯定是带兵南下，保着福王朱由菘登基去了。陈越顿觉时间的紧迫，匆忙带兵沿着黄河北岸前进，他要迅速赶到海边，去接从海路而来的崇祯。四月八日自天津出发，今日已经是四月二十日，不知道一切来不来得及。
在江北四镇中，刘泽清受东林党人的诱惑早早的表态，支持东林党选择的潞王。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则无所谓，按照大明文贵武贱的传统，他们只是地方的将领，距离中枢太远，谁当皇帝根本轮不到他们做主。可是卢九德代表福王而来，轻易的就说服他们，同意一起拥立福王。
从伦序来说，应该先考虑福王惠王和桂王，而三王之中，福王则最为合适，因为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的第三子，惠王是第六子，桂王则是神宗第七子。而且福王朱由菘和崇祯同辈，由他登基可以援引兄终弟及继统，而惠王桂王都是崇祯的叔叔，则不是太合适。
围绕着储君之争，东林党人和万历以及郑贵妃进行了多达几十年的争斗，“妖书”、“梃击”、“移宫”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经历了东林党人坚持不懈的斗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
而此刻，史可法却还蒙在鼓里，他还给马士英写信，说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而史可法本身也是东林党一员，他是东林党重要成员左光斗的弟子，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心理上也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
被南京群臣鄙视之后，马士英无可奈何，只能灰溜溜返回凤阳。
陈越不知道的是，早在他带兵刚从天津出发时，北京陷落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南京。
然而让马士英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往浦口见史可法的时候，他的老窝凤阳发生了大变。事情的起因是凤阳镇守太监卢九德，镇守太监是总督之下第二号人物，位高权重。关键是卢九德曾经侍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和福王朱由菘关系密切。
不过常年泥沙淤塞严重往大海的河道几乎废弃，黄河水全部汇入洪泽湖，形成了浩荡数百里的湖泊。陈越派人沿着废黄河往东探查，发现河床远远高于两岸，河流狭窄之极，顶多行走小船，海船绝对无法通行。海船到了之后也必须下船沿着陆路前往淮安才行。
马士英回到凤阳之后，震惊的发现镇守太监卢九德已经说服了高杰等人，高杰和刘良佐甚至带着军队赶到了凤阳。眼看着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福王，马士英知道若是自己再坚持和史可法的协议的话，就会被手下架空、进而被淘汰，权力的欲望使得他顾不得什么信义，立刻向福王表态宣誓效忠。
可是南京的大部分官员却反对福王登基，因为历史的原因，南京六部的官员大部分是从北京贬谪而来，大部分都是在崇祯朝失势的东林党人。比如兵部侍郎吕大器、户部尚书高鸿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而在籍的原礼部侍郎钱谦益则是东林党的党魁。
因为按照陈越记忆中的历史，北京陷落之后，史可法和马士英等人拥戴福王朱由菘登基，建立了弘光朝廷。
黄河滔滔，流向东南，在淮安汇入淮河，往东流入大海。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眼下的河道并非是后世的由河南经山东流入渤海，而是从曹县往东南经徐州直至淮阴，万历年间，潘季驯治黄河，修筑了从曹县徐州至淮阴的大堤，在淮阴黄河水大部分流入洪泽湖中，少部分往东流入大海。
而对于福王来说，支持他的势力有武将（高杰、刘良佐、黄得功），有太监（卢九德），恰好缺一个文官重臣，于是非常高兴的接纳了马士英。
然而南京群臣大都支持钱谦益，群起而立潞王。无奈之下，史可法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和福王之中选立一个。因为马士英是凤阳总督，江北的军队如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部都受他的节制，权势颇大。
而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等四镇军阀因为拥立之功，一个个变得飞扬跋扈，从此再也不肯听从朝廷的旨意。而南明朝廷也失去了节制地方军阀的权威，就连江浙的方国安福建的郑芝龙之辈都开始对朝廷阳奉阴违，这也造成了南明覆亡的直接原因。
和优柔寡断的史可法相比，马士英随机应变的能力要强得多，他立刻意识到现在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千载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使得自己走到人臣的巅峰。史可法的来信把福王骂的一钱不值，等于把权力的剑柄交到马士英手中。有这封信在，史可法就已经失去了福王的信任，在未来的朝廷中将再也没人能和自己抗衡！
……
三月上旬，南京接到了崇祯的勤王圣旨，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立刻调集南京的军队出兵勤王。四月初，史可法带兵渡过长江到达浦口，北京陷落的消息已经传来。四月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通过塘报宣布了北京陷落之事。
至于徐州一带的明军，据查，徐州确实驻有高杰军，不过眼下高杰军的主力却不在徐州，徐州城内只有少部分兵力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