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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贵己、人人贵生，让我打仗我不去，所谓“其义不入军旅”，那么天下怎么还会有战争呢？
这才是杨朱和墨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也是导致了一毛不拔之辩的根本原因：
人不可能知晓天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论出最适合的天下是什么模样，所以从一开始国家的产生就是一个错误。
墨家认为现在不可以取消国家的存在，威权不但要存在而且要更有力量的集权，否则不能够利天下。
那齐卒也道：“就看这个样子，想要攻下赢邑，要死好多人啊。”
这是个很好推断的未来。
几十年后孟轲曾言，天下之学不归于杨、便归于墨。
他的心安理得所用的道理，和几百步之外那些逃卒的道理，并不一样，但效果却是一样的。
司马长不屑地笑道：“攻下？哪里攻得下？你我不想死想回家，别人难道就不怕死不想回家？打到今日，已经没什么可打的了，我们不过是在替公子午死就是了。我们要是不死，不击败墨家，他就得死。”
此时天下，黄老五德与天人感应与儒家还未融合，仲尼逝后儒家式微，或者说完全难以融合生产力发展之下、诸侯纷争之世的时代。
对于身后的那些强制他的出征的贵族，则是充满了恨。
“那时候跟着贵人，贵人的战车一冲，我们也不管敌人在哪，只要跟着战车跑过去就好。远了的话虽说有羽箭，可也不想现在一样，隔着三四百步就不知道被哪里落下的铁弹砸死。”
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我的财产归属于我，我的房屋归属于我，风能进雨能进，王侯不能进，也不要想着什么为利家国的借口而夺走我的财产，那么天下就会富庶。
躺在地上装死的司马长听着那些凄惨的齐语之音，叹气道：“这天下怕是要变了啊。二十年前打仗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战场之上的生死搏杀中，他却只是感叹一下墨家的义不一定对，但对墨家的敌人一样充满了恨。
杨朱则认为，即便理性的天下也是可怕的，不可能美好。
杨墨之间的矛盾很深，并不是什么一毛不拔和利天下之间的分歧，其根本上还在于对于天下的思索。
墨家虽然没有极致的贵生，但是天生人而活着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说法，导致了墨家并不杀无罪的俘虏，这一点他还是清楚的。
因为这本身就违背了“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本质：天帝可以收走生命，墨家不是天帝，所以无权以此为理由强制服役征战，因为服役征战可能会死人，不合于贵生之义，只会适得其反。
每个人的义不相同，而杨朱的义是贵生，所以这逃卒也逃得心安理得，并不会有丝毫的羞愧。
尤其是伴随着墨家和杨朱学派之间的多次公开辩论，杨朱学派的信众反而越发的多，当然比起增加的数量还是墨家的更多一些。
这简单的道理经过简单的描述，周围的人顿时发出一阵阵了然明悟的哦哦声。
哀嚎遍野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装死卧在了这布满死亡的三百步之内。
杨朱认为现在应该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国家的存在，取消任何威权的存在，包括利天下的理由来强制服役和税收都是不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要想着利天下，因为你只要做了，哪怕初衷是好的，但只要做了就会造成害处和混乱。
前者可能需要数百年或者千年的自然演化，但后者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尤其是在物质基础不断跟进的现实之下。
临淄富庶，文化昌盛，除了墨家的学说在临淄传播外，杨朱的学说也在临淄大行其道。
墨家认为，理性可以知晓天志，以理性可以推断出最适合天下人的制度、法令。
战场之外的市井辩论中，他的夫子可以和墨家的人辩的面红耳赤，恨不得持剑互殴以正其义。
贵族不拿走我的财产，我也不去拿别人的，天下怎么会贫穷？
你们墨家今日说为了利天下，便可以让国家继续存在，也可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的财物。等到有一日你们墨家没了，利天下事没人提了，但是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财物的天下习惯却没有消失，所以你们做的事不能够利天下。
这种分歧之下，那个在市井中学过一些杨朱学派学问的“逃卒”，对于墨家只是厌恶，却并不恨。
“夫子学于杨子，杨子之学，方为真理。可叹墨家，却以为他们可以用什么理性推出最合理的天下，弄得天下烽火，倒也可笑。”
没有桀纣，就没有天下的苦难，但这天下苦难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改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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