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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和楚王交涉，另一方面以恐怖为威胁，他敢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杀他们，贵族们未必齐心。”
适也苦心孤诣地和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谈过，说泗上的情况是不可复制的。
这就是农家和墨家的分歧，也是经过发展之后农家所代表的利益：因为种种原因无地失地的农民。
泗上则认为农夫被困于土地上，数百年的制度之下，他们的见识注定了不可能一呼百应，这纯粹是空想。只能通过泗上模式，利用政权建设和军事武装，一点点转化发展。
包括土地兼并经营、工商业雇工发展谋利种种，是不是一定要经历？可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利用村社公田制度的残余，直接跳到土地归民众集体所有的这一步？
这种井田制下的集体劳作，在村社中仍旧有很强的残余，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泗上这种模式？
农家最开始期待的模式，是贤者与民并耕、市贾无二价，以劳动量作为一种等价物，进行无利润的交换，譬如我种粮食所消耗的劳动换取同样劳动纺织的布匹，这样谁也不吃亏，做到真正的公平。
农家最一开始代表的，却是无地农民的利益，这些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着贵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剥削、承受着商人操控物价的剥削、承受着泗上手工业品倾销的剥削。
泗上的意见是既然现在泗上已经开始了建设，不如农家的人在泗上一同合作，依靠泗上的军力物力，逐步发展。
贵族们不齐心，也未必就一定敢于殉道，只要还没有彻底翻脸，他们也不敢动手杀墨家的人。
而且对于农家在夺权之后的计划，墨家也全然不同意：重农抑商，标准物价，甚至于反对靠近泗上的大量经营性的大片土地。
远离泗上的地区，萌芽还未萌生，贵族以及依附于贵族的商人压迫民众太苦，那里的旧时代残余也最深，正适合农家这样暴烈的手段彻底扫清。
双方的分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但却无法解决的分歧。
但只要有人因为这种死亡威胁而退缩，这件事的意义就不同，少数几个贵族选择动手，楚王便可以用违抗王命的理由动手收拾贵族，正好集权。
其四，依靠少数人阴谋刺杀之类的办法，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自苦以极派的意思也是简单明了，以暴制暴，以恐怖对抗恐怖，以杀戮对抗杀戮。
……
但是墨家认为，泗上不足以作为整个天下的例子，因为泗上的军力足够并且掌握政权，所以可以如此。
但那些派出去测绘的人，当初说好了可是为了继承大禹遗志，一切与战事无关，这是各国都承认了的。
只听口号，似乎和墨家很像，但考究细节，又全然不同。
而且想的就是让宋国成为一个个自治的联合体，农家既然不认可泗上的路线，那就不如做盟友去宋国发展，借他们的力量扫清宋国西部的旧时代残余，又保留东部的新时代萌芽。
以泗上的村社为例，合作社制度的普及，使得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以暴制暴有时候是最好的办法，就像是抢劫杀人一样，讲道理固然有用，但抓到后判处极刑更为有效，用死亡的威慑来让对方投鼠忌器。
其三，墨家是先解放了大量的自耕农，分给他们土地之后，再逐步利用利诱使他们选择了合作制度。
对此，农家和泗上是有过沟通的，但泗上的态度很明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度闹的农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很不愉快。
但是在泗上，为了保证兵员，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村社的形态：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确的，但土地集中于谁的手中是个问题。
自从四五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的人便在泗上常驻，一部分农家子弟加入了墨家，另一部分则继承和发展了农家的道义。
墨家自从适执掌以来，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城市小市民、工商业者的利益，兵员的主力是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并且对于将来的构想是对外扩张、通过兼并土地和市场开拓，渡过艰难的“棉吃人”、“蚕吃人”的阶段。
这也是因为双方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产生的分歧。
甚至于不少人感慨：还不如回到礼法时代呢，最起码那时候自己还能安稳地做个农奴，耕种公田之余还能保障自己的土地所有，土地不准售卖。
换而言之，泗上认为宋国的土地兼并、民众失地逃亡做工、流佣和雇工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有利于天下的事，并且是支持的。
诗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论起来如今墨家的思想和农家的思想，看似很像，实际上早已经分道扬镳，墨家现在是宁可走最残酷的现实，也不走看似美好没有物质基础的空想，并且一直在论证这一重乐土发展的必然性。
然而事起突然，农家的计划旁落，墨家既然选择了动手和出兵，农家也立刻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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