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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面临的问题，就算是已经有二十年执政经验的墨家都很难面对。
尸佼觉得卫鞅不会无的放矢，故而特意那么一说。
看上去很美好……可实际上，他们面临的问题要比农家面临的多的多。
东乡子琪在质问孟孙阳，如果你们将这些佣耕者要分了土地，那么就等同于是拔了我的毛，损了我的利，那么你们不损别人一毛以利天下的说辞就说不通啊。
墨家想要一个西边为军事盟友和市场以及兵员提供地、东边为原材料产地和廉价人口提供地的宋国。
詹何等人不是没想过适问的“怎么办”这个问题，也知道适提出的想法其实很对，甚至几个人也隐隐觉得杨朱学派的道义需要弥补修正。
农家的许析可以一眼看出来墨家之所以让他们执政那几个乡的原因，是要借他们“真正平等”的道义，去矫枉过正地清扫那里的贵族残余。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农家认可墨家的一部分道理，只是在此时该怎么走的问题上有些路线分歧。
做不好，稳不住，民众激烈反抗……对不起，和墨家无关，那是你们杨朱学派执政不利，你看我们泗上发展的多好，你们发展不起来那就是你们的问题，顺带证明你们的学说在实践上是不能使得天下大治的。
年轻的卫鞅向先生行礼后道：“先生，我有治万乘之国之志，却无治百里乡侯之才。”
现在摆在孟孙阳面前的，是一个信仰和道义问题。
孟孙阳从没想过自己要面对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却极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宗法制完全没有松动，此时尚在春秋之前，那么不拔一毛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除了贵族之外，平民没毛可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只是东边的目的，难免会不那么伟光正，反倒容易脏了自己的手，与其这样，不如叫看似和墨家有所和解、但实际上和墨家一直在一些道义上相悖的杨朱学派去背锅。
种种这些，孟孙阳都没有考虑到。
至少尸佼注意到事后，适还特意来询问了一下关于卫鞅的种种，还多交流了几句，甚至于赞许了几句说他颇有大才。
墨家送给了他们一个“非暴力夺权即可施政”的机会，就是现在，可还没等着施政，孟孙阳已经从天上掉了下来，发现真正开始思索这些地上的问题时，竟是这样的艰难。
可问题在于现在杨朱学派面临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时代，适曾问过杨朱“怎么办”这个问题。
还是要按照墨家的说法，上古之时并无天子，土地归天下人所有，如今把封地要回分给民众只是道法自然？
他们可以和墨家在关于个人和集体的问题上争辩十余年，当适问他们“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无言以对。
适如今不再是那个在商丘制鞋世家的孩子，而是天下显学之首的领袖人物，能够得这样身份的人称赞几句，基本上便可以为立身之资。
在暗中分配了宋国各乡的施政范围之后，杨朱学派都觉得很高兴很满足，毕竟墨家给他们的，似乎是宋国除了几座大城邑之外比较发达富庶的地区，王公贵族的宗法残余也比分给农家那里少的多。
可这么做，就得有牺牲，这又违背了杨朱学派贵己、不拔一毛不利天下的义，所以也注定了他们在这个大时代下唱配角。
“若治万乘之国，要考虑军事，使之不能为外敌所侵；要考虑法令，使之民众信服；要拥有法术，能够制约下属；要知晓财政，否则无以养兵；要通晓外交，使邦国或敌或友……”
果然，卫鞅回道：“先生，治万乘之国与治百里乡侯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个百里之地还是在墨家的保护之下的百里之地。”
……
面对着这样粗俗、现实、市侩、而又求利无耻的简单问题，孟孙阳忽然发现，自己这些人好像一直以来都飘得太高，以至于有些不接地气。
对农家而言，那几个乡原本基本上都是贵族的封地，自耕农没几个，更没有类似于靠近泗水的那些经营性的土地主，照着授田的手段分田就是。
做得好，稳得住，自然而然会成为泗上想要的场景：自耕农破产逃亡到泗上为泗上提供人口和廉价劳动力、兼并土地佣耕制为泗上提供原材料和粮食。
宋国的另一处，尸佼正在询问自己的关门弟子卫鞅。
现在的局面是宗法制虽然瓦解但还存在，贵族制度存在，有私产私田的自耕农小生产者存在，一部分先有资格“被拔毛”的有了点私产私田的人便希望贵族诸侯们不要拔他们的毛，但让他们利天下而牺牲他们也不愿意认为这违背了自己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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