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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控制了城邑就等同于控制了一国的根基，而政变频发的乱世，控制了国都也基本等同于政变成功了一半。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
然而商丘的富户并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消耗这么多的劳动力，而大量的无地无业人员聚集都城的后果，戴琮心中很明白。
只是这种高兴是长期的，而现在楚王正在行宫中大骂一些贵族的愚蠢。
有个活路，对于戴琮而言这就算是一个极大的作为，虽说民众也知道这是墨家在背后的运作，但至少他这个询政院大尹还不至于重走都城国人暴动的命运。
弩和弓不一样，弓就算可以批量培养，成本也远高于弩，更别提火枪。
管子学派认为社会财富总和是足够的，重要的问题是分配，如果荒年的时候富户可以大兴土木、修建房屋、甚至于做饭的柴禾上面都雕花，这样才能促进财富反向流通。
再加上后续的移民和吸引移民到洪泽湖区的政策，宋国东部在无为而治的整体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下产生的诸多矛盾，其实都是可以用苏北平原这个广袤的缓冲区缓解解决的。
戴琮更关心的，是墨家准备出多少钱帮助搭建盟台之类，这对他而言很关键也很重要，也算是他主政宋国以来第一件能够获得民心的大事。
除了在郢都留守的太子臧，还有几名因为军功而升上来的上柱国在都城，一部分陈蔡地的分到了土地的新军也在郢都附近，倒是一些家族势力庞大的贵族随行，楚王并不放心把他们留在都城。
只不过泗上要先紧着泗上工商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来，大肆缓解一下工商业的用人荒和市场扩大下工商业作坊扩大产能的需求，等到稳定之后才能将剩余的人口送去做自耕农。
这些人是商丘的不稳定因素，戴琮想要解决他们，至少这样能够得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矛盾激化，就需要更多的私卒以维持，更多的私卒又花更多的钱。
……
很多失地的农夫逗留在商丘，这里面就包括许多用各种非法或者合法手段兼并土地而失去土地的。
民众因为反抗安陆地的贵族选择了暴动，夺取了大量的武器，以至于攻占了整个安陆城，并且号称要建立“真正的平等”，要均分贵族的土地、遏制那些依附于贵族的商贾。
宋地西南，陈国旧地，十余年前反叛楚国复国的王子定都城，如今楚国的陈县，后世的周口淮阳，楚国衰落时候的郢陈，大泽乡揭竿而起后陈胜王的都城。
引导民众起义的，还是贵族，算得上是有良心的贵族、受到了墨家农家等想法宣传后的贵族，因为民众不识字也不太可能知道这些道理。
耕战政策固然可以快速地取得天下，但带来的后果也是严峻的。
这是一个圈。
修建盟台，需要钱，需要人。人可以拿钱买吃的、穿的，可以暂缓那种暴怒的心情，可以保持都城的安定。
陈地繁华，即便五年前才经历过战火，但借着一部分旧贵族忠于王子定的由头，楚王在陈地实行了土改，反正改的也不是楚王的土地而是贵族的，当真是大刀阔斧，这使得陈地很快地恢复了原来的繁华，更胜一筹。
一则墨家的志向是天下，而不是非攻立国，早晚得修，如今修了将来也是天下的一部分。
或曰，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楚与夏因为当年问鼎和自称蛮夷的事，使得楚和中原诸国的交往多用楚夏而分。
土地制度的瓦解、私有制的深入人心，盘剥的加重，有几个人会去有余力去“乡射”？
顺带着也可以迅速让泗上的货币成为宋国的法定货币，收拢更多的黄金和铜等贵金属，依靠粮、铁、贵金属和手工业品作为本位基金也足以保证货币的信誉。
手工业又不发达，只能从封地上的农民身上下手。
耕战授田在别处贵族分封建制下是进步的，但在泗上工商业萌芽已经产生的地区是反动的。
戴琮并不关心诸如整军、非攻、国联之类的内容。
这一次巡幸正是因为宋国政变导致的，楚王必须要亲自处理一些事情，而陈蔡地作为楚国中原王权统治的支柱，也正是楚王巡幸至此指导这一次大事的最佳地点。
之前的许多次国人暴动国人政变都是国都本地人发起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国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二则是经济利益。
安陆不是国都，可偏偏火药出现后拉近了贵族和庶民之间的差距，民众暴动之后夺取了武备库，赶走了贵族，甚至有了虽然不切实际、空想、局限，但之前从未有过的“纲领”——贤者与民并耕、市贾不二价、人皆有私地。
说是会盟台，但修筑的时候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将来防御用的卫城堡垒使用。
整体来看，此时自耕农的生活水平还是远高于在城邑做流佣的雇工的，可至少让他们有口饭吃。
至于说修建水渠、修筑宋国东部的道路这些，墨家也乐于出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