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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之战，黄帝战胜了炎帝，因为姜齐是炎帝的后人；陈田是黄帝的后人，所以田氏代齐是为天命。
论变革，利万民，田氏明白自己怎么做都不可能比墨家做的更激进。
齐墨战争之后，田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弄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可信赖者、谁是不可信赖者、谁能够支持他们的统治。
可利润买卖这是自愿的，收税却不是自愿的，再说墨家一直在讲税收的用途，齐国却偏偏又没干，这使得齐国在这里背着的是骂名。
原本历史上齐国举办了稷下学宫，使得各国的游士都往齐国集中，可以选拔人才，从而用官僚逐渐取代世袭贵族以求变革。
泗上工商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齐国的贵族也需要大量的手工业品，齐国的军队需要大量的武器，这就催生出一种畸形的农业经济发展。
可现在天下的学术中心在彭城，游士们当然愿意选择听起来更有道理、更为平等、机会更多的墨家学说，前往彭城游学或是学习知识或是想办法出仕。
这里是作为泗上的“市场”存在的，自耕农的消费能力是封地农奴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齐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正视国内贵族太多、实力雄厚、田氏根基不稳、距离泗上太近种种情况后所能选择的、对贵族和田氏而言最正确的路。
齐国选了一条和秦、三晋都不一样的变法之路，因为齐国不得不这么选。
这种天命，就使得齐国必须依靠贵族来统治，继续维持尊卑有序的秩序，而且墨家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齐西南地区的情况，都使得齐国没有别的选择。
每年可以售卖大量的粮食、棉花、烈酒等，再从泗上购买棉布、火药、铁器、火枪、陶瓷等。
而在济水以北以及齐国的中心地区，又和齐西南地区是完全两种模式的经济。
为了团结贵族使之认可齐国的统治，就必须要给贵族足够的利益。
名字前面带有轩辕为姓的贵族们开始接受更为先进的教育，开始从基层军官做起将贵族和王权联结在一起，通过大家一起做“炎黄之争五德轮回”这一学说的受益者，使得齐国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而齐西南地区之后的表现让他们确信，变革变革，越变这些民众越不要脸，所求的就越多。
十余年内，齐国都避免了战争，闷头发展，利用这种新的体制，再不触动贵族利益的前提下迅速扩张。
最终齐国选择的道路，就是和贵族达成一种妥协：齐国从贵族手里收取一定的税费，给予贵族在东部土地上在封地上的更多权利，田齐建立一支常备军，而宗法制下贵族无法继承的庶子可以前往军中任职，或者成为中央的官吏。
齐国没办法这么搞，齐国这么搞很可能就会被墨家抓住机会，而且人才都跑到泗上去了。
齐国的中心地区贵族制度极为浓厚，田氏靠着多生孩子占据封地的家族流取代了姜齐，这么多的亲戚不内斗是不可能的。
墨家对齐国采取的政策是经济掠夺，而且又因为齐国的分封建制的制度，使得出现了“财富归墨、黑锅归齐”的局面。
田氏明白，必须得和贵族治邦国，因为走另一条路的话根本争不过墨家，最后得罪了贵族、又没有获得新兴知识士人商人的支持，反倒是不利于统治。
原本农夫在封地内也有一定的份田，需要付出公田劳作给封地贵族，继续发展下去，贵族和王权之争就会出现王权利用农夫反对贵族的情况。
但墨家横空出世之后，这种争斗开始发生了变化，农夫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工匠靠不住，反倒是贵族才靠得住。
田氏代齐为自己找的法理，是五行五德之说，这又使得出现了很多尴尬的选择。
齐国的君权需要集中，但却又不能够认可尚贤之说，因为尚贤再往后推，墨家的学说集中之地又距离齐国太近，尚贤再推理一下就可以推出君主世袭也是不对的。
而在对抗墨家这件事上，田氏和齐国贵族有着广泛的利益一致性，而且大部分贵族其实都是田氏的分支，在大利益上可以妥协。
每年依靠粮食棉花出口征收的出口税作为军费，每年征收一定量的人头税作为军费，齐国也终于养出来一支新军。
无家者无国、无恒产者无国，有家有恒产的是贵族，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尊卑体系的也是贵族。
为了加强法理性，搬出了五德之说炎黄之争后，田氏又命那些分出去的贵族们冠以“轩辕”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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