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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一个阶级，而是主要依附于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既可以为劳动人民做好事，也可以助纣为虐而做坏事。在封建社会内，知识分子所起作用的优劣，往往是由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农民群众的起义和劳动操作所产生的成果，就是由知识分子中的文史学家所记载下来的。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绩，也就要烟消云灭了。所以在叙述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之前，不可不先叙说一下汉朝的儒生、士大夫，即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由汉到魏晋学术思想的演变
如上章所述，汉朝的建立，自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之世，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民给财足，社会经济初步达到繁荣。及至汉武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汉王朝的政权，提倡崇儒尊孔。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崇尚六经”的主张，不久就得到实行。董仲舒这个人虽然是依附于统治者，对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延续我国封建社会，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他。他也曾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指出在封建专制下，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走向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出轻赋薄役的主张，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有一定好处。
据近人章炳麟《訄书·学度》和黄侃《论学杂著·汉唐玄学论》记述：汉代学术思想凡有五变：第一是董仲舒提倡公羊今文学家之言和迷信的谶纬之说，把孔子尊称为教主，已失去了孔子的真旨。第二是扬雄著《法言》，效法《论语》，写得很平易近人，反对谶纬之学和巫史之书，并且说人生处世，颜渊的箪瓢陋巷、安贫乐道，要比齐国的相国庆封用玉杯饮美酒享乐要高明得多了。第三是到了东汉，王充反对董仲舒的“天人相应”的学说。他说：天哪有耳朵，哪能听见人间的事情呢？他所著的《论衡》用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来驳斥董仲舒的唯心学说。但是他能破而不能立————没有提出积极的主张，仍存有宿命论的思想。第四是后汉的桓谭著《新论》，驳斥汉光武中兴是由天命注定的谶纬之学。他用“臣不读谶”来回答光武帝，倔强地表现了自己的主张。第五是到东汉的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社会上生活极为浮奢，统治阶级生前厚自奉养，死后还要修建豪华的坟墓，厚葬之风盛行。因之，王符著《潜夫论》，仲长统著《昌言》，痛斥当时的弊政，揭露当时社会上王公贵族腐朽贪婪。自此以后，到三国时期，则有姚信著的《士纬》，阮武著的《正论》等书，其书多已散佚，仅见于唐代马总著的《意林》片断地引用其语句，尚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思想方面的一点面貌。
自从汉末魏晋以来，曹操、司马懿之流，为了夺取皇权和地位，就尊崇儒教，拿孔夫子作为护身符。他们实际根本不信奉儒教，只是口头上来说教，也不准备实行之，不过拿此作为欺世惑人，操纵生杀予夺之权的工具。当时称为“竹林七贤”的西晋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号称“八达”的谢鲲等诸位名士，看到魏晋以来的当权者，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号，而行其不可告人的勾当，就佯狂垢污，饮酒服食五石散，追求神仙，崇法老庄；或者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放浪于形骸之外，说“礼教非为我而设”，甚至“非尧舜而薄汤武”。后来的人认为他们“清谈误国”，可是误国者非清谈之辈，而是魏晋时代的当权者所遗留下的余毒。[1]
东汉之世，除了依附于权贵想攀龙附凤者之外，一般知识分子都有反抗统治者的意识和淡泊名志的思想。譬如汉光武帝的旧友严子陵，光武以布衣之交、待以故旧之谊，派人向他请教，他要言不烦地答复了来使。使臣还要求教，他就说：“买菜乎？求益也。”又如南阳处士樊英，汉顺帝征聘他出来做官，他不肯做。顺帝就对他说：“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樊英坚决地回答说，生杀贵贱之权，由我自己来决定，“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至于这些儒生处士们处世的道理和待人接物的态度，像扶风人法真，好学而无常家，通内外图典，号称“关西大儒”，从学者有陈留范丹等数百人。他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他出来做官，他坚决地回答说：“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2]
这时的韬晦之士，有汝南周燮、南阳冯良等人，学行纯笃，隐居不仕，力辞皇帝的征辟，甘愿老死于牗下。其例甚多，难以一一列举。
由于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形成了东汉节义和敦厚的风俗。他们还把这种风气，造成社会上的舆论，即所谓清议，来维持风纪，以流传于后世。这是在历史上存在着的客观事实。迄于宋、元、明，热爱祖国的人士，有骨气的学者，提倡清议，培养成风气，也就是因此而起的。
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的政治情况是：宦官专政，外戚权臣擅权，政治极端腐化。开始是外戚权臣勾结宦官，取得政权；继之外戚要排除宦官，却被“手握玉爵，口衔天宪”的宦官挟着帝室的命令，诛杀了外戚梁冀等，宦官又掌握了政权，专门来陷害忠良，荼毒百姓。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度不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群众便起来造统治者的反。如泰山、琅邪一带聚集了万人，声讨统治者的罪状。此时洛阳太学的书生数千人，以刘陶为首，上疏朝廷，干预政治了。刘陶上疏陈事的目的，表面为了昭雪被权臣梁冀所屠杀的骨鲠之士李固等的冤情，实则是挽救被宦官逮捕妄加罪行的故冀州刺史朱穆和前乌桓校尉、党人领袖李膺。他们说：朱穆“摧破奸党（宦官），扫清万里；李膺正身率下，威扬朔北，实中兴之良臣，宜还本朝，挟辅王室”，“当今之忧，不在乎货，在乎民饥”。所以说是针对着当时的弊政而言的。后来刘陶虽然由顺阳长提拔为京兆尹，但终以他上疏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并言及激起张角农民起义的事情，宦官就“谗刘陶与贼通情，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陶遂闭气而死”。
接着，太学生徒党人领袖张俭等举奏宦官侯览等辜较百姓，掠夺人民的田宅，强奸民间妇女，故请诛宦官，又遭到统治者的逮捕。当时广大群众怀着无限的义愤，都同情张俭的风格和气节，张俭逃亡避难，望门投止，群众甘于为之掩护，因此连累及隐藏张俭的人，被治罪者乃至数十家之多。
党人是知识分子所结成的集团
在东汉桓灵时期，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以郭泰、贾彪、张俭等为首的太学诸生三万余人，与他们汝南颍上等地的同乡好友，推崇当时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李膺、陈蕃等作为领袖，形成集团。社会上的人士，如果能为李膺所容纳接待的，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他们看到当时“主荒政谬”，宦竖当权，因而起来“激扬民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列传》）。后来党人遭到统治者的迫害，大肆逮捕，加以禁锢，因而成为所谓“党锢”了。
所谓“党人”集团的成员，多半是出身于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结党的目的，是为了本身的出路，即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作为自己进身之阶；并企图使那些比较开明的进步的人士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权，说出几句比较公正的话，反对旧王朝的统治，甚至有时能说“当今之忧……在乎民饥”等同情人民的话。从东汉的党人到魏晋的竹林七贤清谈之士，他们虽然“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却正是遵守礼法，蔑视当时的威权势力的气节之士。他们不是破坏旧礼教，而是极力维护两汉以来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政权，那“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势，又被这些仁人君子的心力挽救过来。[3]他们本来不反对封建帝王的政权，而是改良主义者，要使封建社会的秩序更得以延续和巩固。他们虽不能与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帝王的统治，直斥和揭发统治者罪行的大义行动相提并论，但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而行，起了一定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桓灵时期的大捕党人
党锢这件事情起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十二月。因为李膺、杜密被宦官逮捕的事件发生之后，就大捕部党二百余人，说他们主要的罪行是河南尹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离讪朝廷，疑乱风俗”。次年，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外戚窦武提议，方才把党人救归田里，改为禁锢终身。他们回到田里之后，为了树立风纪，扶持正义，来打倒宦官擅权、陷害忠良的歪风邪气，于是标榜品题出哪个是正人君子，哪个是奸邪小人。在他们心目中认为是正人君子的，就推举出来作为榜样人物，砥砺名节，排除奸党，便于人民有所依归。他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其中“三君”窦武、刘淑、陈蕃，是最为推崇者。为了把同志之士组织得更为严密，就“刻石立（坛）共为部党”，共推张俭等作领袖，好进行活动。这样更遭到宦官们的怨恨。这时桓帝已死，灵帝即位，窦武遭到残害，乃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至六七百人……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家庭中的亲属）”[4]，弄得人人恐惧，惨不可言。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农民军起来了。宦官中常侍吕彊给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由于这句话，皇帝也害怕了，连忙“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5]。范晔在《党锢传》中接着还说道：“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下面再谈），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在这个期间有至死不屈的李固、李膺，有慷慨就义的青年烈士范滂，有奔走国事不辞劳瘁的张俭，有洁身自守、不同流合污的夏馥。他们作出了许多悲壮义愤、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值得称道的。
月旦评
从上边悲壮的事迹里面，我们要指出的，就是怎样衡量人物和怎样推崇和批评人物。作为标榜指标的叫作“月旦评”。这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在经济上有优越的条件，在意识形态上有高度鉴别的能力，才能出现的，同时是存在着有地主阶级意识的偏见的。这种评论人物的起始，据《后汉书·许劭传》说：“劭好人伦，多所赏识……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又许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遂有“二龙乡、月旦里”之称。[6]至于评论人物的标准，如“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许）劭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丘（陈寔）道广，广则难周；仲举（陈蕃）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7]这种批评人物，衡量和揭发一个人物的好坏，好的可以叫人有所鉴戒，这不是读书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发明，而是由于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好哪个劣，或哪个稍好哪个稍劣，劳动人民一看就察觉出来，甚至把当时的情况编成顺口溜，如实地反映出来。例如一般的人士一旦有钱有势，就要与结发之妻离婚，重娶一个新的夫人，当时的人民就讥笑他们“贵易交，富易妻”，说得何等痛快呀！又如看见地主阶级暴发户的蛮横，就说：“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如上面所说的刘陶做了顺阳长，甚得民心。他以病去职，当时流行的童谣就说：“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8]又如董卓的罪恶昭彰，当时的人民就切齿痛恨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9]果然不久，董卓就遭到燃脐之辱了。
东汉的读书人士对老百姓的“一字之褒甚于衮冕；一字之贬甚于斧钺”的口头创作，继承并发挥之。他们随时随地编出有褒有贬地批评和衡量当时的人物的口语箴言，指出为人做事的标准。
例如，汉桓帝还没有当上皇帝前做蠡吾侯时的老师甘陵周福，本来没有什么学问。既至桓帝登上帝位，就让周福做了尚书，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未见擢用，因之当时的士大夫编歌谣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用以讥笑周福的因人得势。又如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二郡的人士编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10]
那时的读书人士编造的歌谣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赞美人的品节的，如党中成员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当时人士称道他们为“贾氏三虎，伟节（彪字）最怒”。又如颍川荀淑有子八人，都有才能，时人谓之“八龙”，而以荀爽最为好学，颍川的人士就称道说：“荀氏八龙，慈明（爽字）无双。”太学诸生对于李膺（字元李）、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最为佩服，学中的人士就互相传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汉时戴遵家（字子高）富好给施，尚侠气，当时人就称赞：“关东大侠戴子高。”还有三国时马良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人士编歌谣说：“马氏五常，白眉（马良有白眉）最良。”
（2）称道人的学问的，如称道周举（字宣光）的博学洽闻，就说“五经纵横周宣光”；杨政（字子行）善讲经书，就说“说经铿铿杨子行”；戴凭（曾任侍中）说经能解答难题，就说“解经不穷戴侍中”；许慎（字叔重）博学经籍，是文字学的大师，就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井丹（字大春）通五经，善谈论，京师人赞扬“五经纷论井大春”。
（3）讥讽时弊的，如后汉光禄勋是专为提拔人才举茂才四行的官署，当时权势富贵子弟多以人事（走后门）得举，而贫约守志者反以穷退见遗，京师人士就编歌谣说：“欲得不能，光禄茂才。”当时人士看见政府中选举的不公平，崇尚儒家读经书的只是为了做官，就说：“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东汉气节之士，对于当时朝政深感不满，虞诩就说：“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11]又《后汉书·赵壹传》说：“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道出了文人对统治者不满的慷慨悲愤的思想情感。
从上面所引的三类谚语和歌谣来看，赞美和批评人物，非常准确，指斥当时的弊政极中要害，颇得当时人士的同情。当然这些究竟是从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反映那些不得意的文人心情，而不是劳动大众朴素的口语。
党人的遭遇
地主阶级的文人学士为什么要拿民间歌谣谚语的形式“月旦评”作为宣传的工具来衡量人物呢？这是为了要树立一种风纪，造成维护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利益的舆论，使地主阶级的人们好有一个标准和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明末学者顾炎武谈到古今历史时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12]这种清议，或则可以叫作乡评。在封建社会初期，使得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造成本阶级的声望而江山世袭，影响所及，遂形成了魏晋六朝门阀之风。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之分，有进步的，也有顽固的。进步人士和开明的士大夫，他们直斥腐败朝政，不畏强暴，与恶势力作斗争，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当时被推崇的党人领袖、人人相望风采的李固，他为了领导群伦，以身作则，而且与同志们互相勉励，作出了示范，成为榜样。他给黄琼的信上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英），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宏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13]李固终于牺牲性命，重蹈了他自己总结的经验的覆辙。他的战友杜乔也同时被梁冀杀害，故当时合称为“李杜”。他们的故友义士杨匡闻之号泣，星夜行到洛阳，乃着故赤帻，托为夏门亭长，守卫尸丧。李固的弟子郭亮“年始成童”，他不怕权贵的势力，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到李固的尸首跟前痛哭，遂守丧不去，为“夏门亭长”所呵责。其实夏门亭长，就是义士杨匡。郭亮对杨匡说：“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假扮作亭长的杨匡叹息说：“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局，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适宜于视听，口不可以妄言也！”他们遗留下来的节烈的风气，昭人耳目。不久，党人中的头目李膺得罪了宦官，下了诏狱，为宦官所陷害。事前他的战友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于是写信劝告他说：“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14]可是他不愿意“与时抑扬”，而终于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当时的青年志士范滂，也不顾身家，以身殉国。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范滂传》说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送范滂到法场上，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行路（之人）闻之莫不（为之）流涕”。[15]范晔写得何等悲壮淋漓，起人尊敬。宋代的文学家苏轼，幼时读《范滂传》，他的母亲问他读什么书？他回答说：儿读的是《范滂传》，我想学范滂的为人。他母亲激昂地说：“儿欲为滂，吾独不能为滂母乎！”这是人所周知的慷慨悲歌的事情，故不惮烦地写在这里。至于党人中的铮铮之士，如郭泰、黄宪、张俭、贾彪等，奔走国是，奖拔士人来砥砺名节，所谓“叔度（黄宪）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16]。民归其义，士怀其德，遂形成为东汉敦朴的学风。上者是以抗节不屈，炳耀于世，其次者也能甘守贫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例如，申屠蟠，他看见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而他认为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独任，“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17]党人陈留夏馥，经过党锢之狱，范滂、张俭等俱被陷害，他不愿意像张俭那样望门投止，“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乃自剪须河南变形，入（河南）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矿）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党禁未解而卒”[18]。
汉末的人士，大都是鉴于豺狼当道，诛除贤良，稍有不慎，则就要遭到不测之祸，于是甘于恬退，隐居读书，优游于田园，或匿迹灭形，逃避现实，即所谓“闲居可以养志，读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就像延笃与李膺的信上说的
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19]
又如为时稍早的朝歌人向长说：“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20]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稍遇到挫折就要悲观颓丧，逃避现实，只有不与恶势力合作的消极一面，而没有积极抵抗的办法。
有识之士对于当时形势的观察
在汉末大乱当中，必定有出来扶颓救厄，安定时局，恢复生产，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杰出人才的。仲长统在汉献帝时曾参与过汉丞相曹操的军事活动，每与曹操谈论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又如李膺的儿子李瓒，当曹操还没有显达的时候，“瓒异其才，谓其子宣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袁本初（绍）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执法不阿的桥玄，也对曹操说过：“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还有善于评论人物，好作月旦评的许劭，他尝评论曹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21]
对于曹操的评价，应当一分为二地看。鲁迅先生说过：“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虽然“赋性通侻”，但是又信奉礼教，以不孝之罪杀了孔融。鲁迅先生指出：“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22]他假借着黄巾农民军青州兵的实力，剪除了当时袁绍等割据的群雄，统一了华北、中原地带，恢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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