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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了生产，对于当时的社会是有所贡献的。同时他内用兵家的韬略，外以儒家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的思想，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其称帝称王的权威和势力。当他起兵之始，爱才若渴，礼贤下士，及其取得政权之后，首先把他的政敌孔融“以（孔）夫子之道，加诸夫子之身”，说孔融为非孝，而置之于死地。为他参赞出谋划策的帷幕之士荀彧，因为不赞成他“加九锡”，便用药把他毒死。就是他素所称赞的幕僚，极有文采的杨修，也因事被诛。著名的学者崔琰，因为“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而赐之以死罪（《赐死崔琰令》）。 [23]真是草菅人命，如同儿戏。他还用阴谋诡计、欺骗的手段，夺取政权于孤儿寡妇之手。不久司马懿、司马师等也依法炮制，篡夺了曹魏的政权。对司马懿评说得最痛快的，无过于唐马总所著的《通历》卷四所说：
宣帝（司马懿）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忽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鞫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
这种倾轧的做法，不但司马懿如此，曹操也不能例外。陈寿著《三国志·魏书》上不敢明显斥曹操，因为骂曹操就等于骂司马懿了。这样就给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篡政夺权开了先例，有所借口，在社会上造成歪风和恶俗，遗留下来极不好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怯懦性
当时还有些无耻的文人，为了攀龙附凤，惯于为虎作伥，作了统治者的帮凶，甚至不惜背师卖友。像孔融的门客路粹，用假造的证据来陷害孔融，所谓乘人之危 [24]，“落井而下石者，所在皆是也”[25]。
总之，知识分子本来就有其动摇性和怯懦性，虽然有足够的知识和政治的敏感，在运动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打不了几个回合，偶然遇到挫折，就畏缩不前，知难而退，败下阵来了。要推翻封建统治的政权，推动社会前进，最根本最主要的，则只有靠着农民群众了。但是光谈农民起义，避而不谈东汉的“清议”和“月旦评”这客观存在的事实，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所起的推动作用，就好比两条腿走路而失去了一条腿，是说不过去的。
有汉一代的农民起义
封建统治者高高地骑在人民的头上，所谓“贵有常家，尊在一人”。他们“视民如雠仇，税之如豺虎”，“强者规田以千数”，“富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一遇到政治上的变动，统治者就征调农民和大量的刑徒充当劳役，充当炮灰。其兵荒马乱的时候，农民不得耕种，荒芜了田地，斗米何止万钱，只有地主富人能吃饱饭，农民们只能吃糠秕，甚至于跑到深山野泽“掘凫茨而食”。所以在封建社会的初期，秦朝的末年，农民领袖陈胜（涉）、吴广“篝火狐鸣”，揭竿而起，在封建社会内首先发动了第一次农民大革命，反抗封建帝王将相的统治，为农民力耕争得暂时的条件，所以“汉兴六七十年间，国富民足”，有所谓“文景之治”的景象。
到了汉武帝末年，由于苛征暴敛，征调频急，激起了农民的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虏］乡里者不可胜数”。汉朝政府绣衣使者，持节虎符发兵兴击，并作《沈命法》：“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但是“盗贼浸多”，更不能制止。自元、成后，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还套上以礼教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精神上的枷锁。当时修建宫殿陵寝，开采盐铁等项大工役，调动了大批人力，加以惨无人道的虐待，所以从成帝阳朔（公元前24年）以来，农民起义自称将军者，无岁无之，被征调充劳役的刑徒也参加了反抗压迫的斗争。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自称将军，率一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经历九郡，久之乃定。到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山阳铁官徒二百二十八人与尉氏农民樊并等起兵，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随和，而无逃匿之意。[26]这次起义为汝南太守严訢镇压下去。接着哀、平之际，外戚权臣王氏当政，侵刻小民，妄杀无辜，山东琅邪山女英雄吕母为儿子报仇，厚遇群众，招集了少年儿郎，革命志士，从事部署，起兵于海曲，即山东的日照县。吕母虽然不幸牺牲，但当时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将起义的地点起名叫作吕母崮。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妄图复古，以“苛暴立威”，来压制人民，于是群众竞相揭起讨莽的旗帜。山东莒县农民军领袖樊崇，继承了女英雄吕母的雄心壮志，起兵莒县。初起兵时，樊崇的队伍都穿着农民的衣服，服装还不整齐，恐怕与王莽的军队相乱，于是用珠红色画了眉毛，以壮声威，号赤眉军。他们由山东打到河南的汝南陈留，直行入关，声势大振，并立刘盆子为帝，来发号施令。湖北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与马武、成丹等起兵于湖北当阳县的绿林山中，号绿林军，平林兵、新市兵，总称下江兵，从湖北发展到南阳。此外还有铜马、大彤、高湖、铁胫、大抢等起义军，多得不可胜数。其中赤眉军与下江军是当时全国农民起义的主力。汉光武帝刘秀借着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东汉王朝。
刘秀是乘机利用谶纬迷信的荒谬学说，以“刘氏当兴”作为号召，又借着新市、平林、铜马等农民军的势力，起兵进入河北渔阳，转战洛阳，卒建帝位，故有“铜马帝”的称呼。[27]光武帝刘秀即帝位之后，虽然采取了清查田亩、释放奴婢等措施，其目的是保他的帝业“万世罔替”和维护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对于农民群众谈不上有什么让步。他的措施不够彻底，也不可能彻底，因之终光武时期，“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28]。农民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纵然有时稍为安静一些，也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所说的“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也不过是较短时间的现象而已。
东汉建立，自从光武末年到安帝初年（公元55年——107年），不过五十多年时间，由于宦官外戚的争权夺利，人民处于严重的朘削之下，不断掀起农民和少数兄弟民族的暴动。范晔说：“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29]在顺帝初年（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当时叫“海贼”的农民领袖张伯路，据滨海九郡。“顺帝末，扬、徐盗贼（农民）群起，磐牙连岁”。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称黄帝。历阳华孟称黑帝，起兵于历阳、九江等地，为九江都尉滕抚所平定。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冀州盗贼尤多”；长沙和益阳的武陵蛮族也集合二万余人起兵响应，攻打江陵，为督扬州诸郡军事的冯绲镇压下去 。[30]这次农民和少数兄弟民族起义的区域广阔，我认为必有手工业者、刑徒参加，可惜记载缺乏，无从考稽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遂成为农民黄巾军大起义的序幕。
汉桓帝时，政治腐败，认宦官为父母，以卖官鬻爵为儿戏。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终于爆发了臣鹿张角联合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人民举兵征讨腐朽的汉家王朝的黄巾军大起义。同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后来，张修、张鲁以五斗米道组织在汉中郡起义。他们虽然仅延到这年的十一月，就被汉朝的左中郎将皇甫嵩等战败，但是，像张角在臣鹿创立太平道时，自称“大贤良师”，反对孔孟，奉事黄老，蓄养教化弟子，疗人疾病，应时而愈，百姓神而信之。据记载，他“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青、徐、幽、冀等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财产，流移奔走，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民，为民所归”。张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31]。这说明了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军的基础是雄厚的，组织能力是很强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能够深入民间，与贫苦大众结合在一起，是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子弟兵。由于汉代农民所穿的衣服是皂色；撑船的船夫戴的是黄色的帽子，故船夫叫作黄头郎。因之，张角领导的农民军就以黄巾作为标志，叫作黄巾军。
东汉光武帝，制造谶纬之说来迷惑人民以巩固其封建王朝的统治，因之阐述祥瑞迷信之风，到处皆是。有统治者为了愚弄人民的“立道设教”，也有农民朴素的宗教信仰。在汉代一般都市和乡村里面，群众为了富贵，人马平安，祈求避凶从吉的风气是很广泛的。当时的农民建筑房屋，甚至于盖个牛棚，所用的砖瓦都刻上吉祥的文字。如清代陈介祺所辑录砖瓦陶片上，就有“大吉羊（祥）”“大富贵”“日利万千”等样的吉祥语言。在清代张廷济所藏的砖瓦拓片上，有“甲子大吉”上下排列、一正一反的文字，表示岁在甲子，是来年要过的好日子。又因为汉朝到桓灵的末年，政治腐败，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故坐观天象，觉得天气还有时改变，这样残酷无道的皇帝也早就该死，应当改朝换代了。最近在安徽亳县发现的汉代字砖上就刻有“五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冤（我）人不知也但搏汝属仓天乃死”的语句。
汉甲子大吉砖刻
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拯救的情况下，黄巾军起义及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是应时当令的，于是很快地传遍了青、徐、幽、冀等八州的地方，人民群众起来展开了英勇抗击汉朝暴政的战争。
与此同时，黄巾军的领袖张角到青州，团结了开明的知识分子，保护了汉朝大儒郑玄的乡里。当时就称郑玄的乡里为“郑公乡”。
在农民军十余年的酝酿准备期间，张角为人民维持生计，照顾疾病，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贫苦农民一肚皮的苦水，只有向农民军去吐诉，才得到安慰和救济。农民军所到之处成了劳苦大众安身之所。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是很久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是汉朝统治者残酷虐待人民之时，劳苦大众只有在张角的领导和庇护下，才过着拯疾救贫、比较安定的日子。
我对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朴素思想有以下五点体会：
（1）自从我国建立了封建社会，由帝王将相统治人民以来，最高的是帝王天子之尊，要统治万世。到了汉代，用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法则维护封建王朝，因之有不可侵犯的“贵有常家，尊在一人”的说法。陈胜、吴广起兵于畎亩之中，因此他慷慨地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32]他反对六国诸侯死灰复燃，反对儒家在当时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复古不合时宜的谬论，并对孔子的八世孙孔鲋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33]这就破除了“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荒谬思想。
（2）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素来是“奉事黄老”，反对儒家以礼教诳人的。据记载，他是“以妖术教授”，即所谓用神道来设教，号太平道。《后汉书·襄楷传》说：“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后来流传的《太平经》，本来是东汉的儒士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论著，其中也夹杂了一些朴素的农民思想。自汉以后，到宋元的“吃菜事魔”和元明时代的白莲教和摩尼教，都有经卷，叫作宝卷，可以说是由汉代的《太平经》沿袭下来的。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军也利用汉代方士和五行相克、五德终始的思想。例如，汉顺帝时农民领袖马勉称黄帝，华孟称黑帝，打乱了五德相终始的谬论。黄巾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反对封建统治的旗帜何等鲜明呀！
（3）封建王朝有帝王将相各级官吏的层层统治。他们除了法令，还制定了许多繁文缛节的礼仪名教来桎梏人民。而赤眉军樊崇起义之始，乃与群众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领导与群众之间并没有像汉家王朝的界限那样严苛。他们是以人民的身份享有平等待遇，虽然用了汉家王朝习惯上的称呼，而其含义与性质确实是不同的。如“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泛相称曰臣人”[34]。古代“臣”字是彼此相呼的通称。黄巾军的领袖以教长自居，“自称大贤良师”；在汉中的张鲁“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35]。农民群众并不是各自为长，互称将军，不要领袖，而是凡起义运动总需要一个带头人作领导，要有较好的领袖。史籍记载所说的赤眉军入关的时候，各自称将军，后来立了刘盆子为帝，“移书数（王）莽罪恶，称说汉家历数，天下始知所宗”[36]，则纯属诬枉农民军的词句。
（4）在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极力吞并剥削，富者整天膏粱珍馐，贫者几乎一饭也不得饱的情况下，社会呈现出贫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而农民军素来反对恃强凌弱，分配不均，主张在生活资料和政治权利上待遇必须平等，如《太平经》卷一四八等卷曾经提出了“各令平均”“尊卑大小皆如一”的平均主义思想 。[37]由于时间和条件关系，当时虽然没有提出均田分地的主张，可是已经提出争取人身生活的权利和待遇了。
（5）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尤其是从礼教名分方面对下抑制，弄得劳苦大众有苦没处诉，有理没处讲，真是如清代考据学家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38]颠连困苦、走投无路的劳苦大众，只有向农民军领袖————贫苦农民的亲人，才能够诉说两句知心的话。农民军平抑了民愤，因之使天下之人，人心悦服，“襁负归之”。汉中的张鲁起义，凡是参加的成员都要缴纳五斗米作为成员的保证，因之叫作“五斗米道”。他的理事的“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悬）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39]行旅之人，尚且如此，则当地的人民生活安定的情况更为可知。可以说，黄巾军起义前赴后继达十余年之久，起义军占领区域内的农民生活是相当安定的。贫苦人民有了疾病，在其他乡间无医药可以医治，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口，而农民军为之医疗疾病，这对于贫苦农民是莫大的幸福。当汉朝桓灵二帝及朝廷大臣各级官吏贪污腐化、蹂躏人民之日，正是黄巾农民军起义的区域内农民翻身吐气、同享太平之时。
总之，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当社会矛盾尚未发展到尖锐化之时，劳动大众携手并进，提高了生产，增加了社会上的财富，并推动了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旦社会矛盾尖锐化了，被统治阶级受压迫最厉害，一向称为最驯服的女子也会撕破“三从四德”，起来与统治者斗争。劳动大众，尤其是手里拿着镐的农民和手里持着矩的手工业者，终日辛辛苦苦，伏首在畎亩或工棚里从事劳动，可是当阶级压迫最严重的时候，也会变成为敢于反抗斗争的最勇敢的人物，出现无数的英雄和战士，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的王朝。因之，在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时期，统治者如果能接受农民革命给他们的教训，即所谓“水能行舟，亦能覆舟”，时局就能暂时地稳定，社会生活和经济就会得到发展。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还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 * *
[1]. 参考《鲁迅全集》第三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后汉书·左雄传》。
[2]. 《后汉书·法真传》。
[3].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
[4]. 《后汉书·党锢列传》。
[5]. 同上。
[6]. 《后汉书·许邵传》。
[7]. 同上。
[8]. 《后汉书·刘陶传》。
[9]. ［清］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
[10]. 《后汉书·党锢列传》。
[11]. 《古谣谚》。
[12].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
[13]. 《后汉书·黄琼传》。
[14]. 《后汉书·李膺传》。
[15]. 《后汉书·范滂传》。
[16]. 《后汉书·黄宪传》。
[17]. 《后汉书·申屠蟠传》。
[18]. 《后汉书·夏馥传》。
[19]. 《后汉书·延笃传》。
[20]. 《后汉书·向长传》。
[21]. 《后汉书》（卷四十九、卷六十七、卷五十一、卷六十八）。
[2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3]. 《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24]. 《后汉书·路粹传》。
[25].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柳宗元墓志铭》。
[26]. 《汉书·成帝纪》。
[2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阃外春秋》。
[28].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9]. 《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
[30]. 同上。
[31]. 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宋］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黄巾之乱》。又据张廷济所藏的汉砖中有“甲子大吉”的砖文。最近安徽亳县出土曹氏墓砖有“苍天乃死”的砖文。
[32]. 《史记·陈涉世家》。
[33]. 转引自李长路、焦树安：《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反孔斗争》一文中《孔丛子》末篇的一些资料。
[34]. 《后汉书·刘盆子传》。
[35]. 《后汉书·张鲁传》。
[36]. 《资治通鉴补》卷三十八。
[37]. 转引自王静如、史树青：谈《有关农民战争文物》中所引用的《太平经》原文，《文物》1960年第7期。
[38].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9]. 《后汉书·张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