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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之地共百井，社员占据六十五井，剩余的三十五井，便属于是“藉田”。
占据土地的中士们，将公田变为了自己的私田，然后继续开辟新的公田以此作为军赋支撑。
蕲者，水芹菜也。此地江边沼泽盛产水芹菜，以蕲为名，或者叫蕲春。
义即利也，所以墨家的义，不是农家的义，墨家此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是和农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是相悖的。
奴隶的生活，未必就比村社的农夫要差，相反有些时候更好一些。
那里土地上的村社农夫们经受了极大的痛苦，用句抽丝剥茧地概述，那里的农夫受到了封地贵族和泗上工商业的双重剥削，使得他们过早地承受了新时代的种种罪恶和黑暗。
当然，这也就是楚国三十年前被三晋打的抱头鼠窜、如今被墨家轻而易举地从长江口攻到鄂州的一个因素。
《易》中有句话说的好，所谓“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其实把《易》看作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的反应而不是那么玄之又玄的意思，其实理解起来很简单：邑是采邑、井是土地制度生产关系，某个人因为不得人心换了采邑，但是不改变生产关系，实际上还是换汤不胡换药，换了个贵族统治，还是一个鸟样，对统治阶层而言则是无丧无得不影响统治。
这个九万亩不是耕地面积。
下令之后，各个采邑的贵族带着自己需要承担的军事义务跟随出征。
这两个籍和藉，不是一回事。
农夫们跟随征战，荒废了自己的土地，根本没有余粮，也没有余力开垦更多。
此时这还不是县，只是一个标准的楚地村社，或称之为邑。
而又因为沟洫的存在，使得十里村社只有八里的实际耕地，故而这样一个标准的村社，只有正式社员将近二百户。
原本后世的历史上，汉代便已建县，等到晋时因为避晋帝他母亲的阿春的讳，改名为蕲阳，后来几经折腾，终于又改回了蕲春。
一直如此，直到中原地区生产力进步，使得不需要三年一换田、使得生产农具逐渐不适用于这种制度、使得农夫不愿意耕种公田而也想开辟私田，于是开始了种种变革。
逃亡的成本略高，因而只要过得下去，这些人倒也不会选择逃亡。
征战的时候，楚王下令征召到大夫一级，大夫再征召到士，中士依靠自己在村社的两司马和卒长组织民夫，准备一辆革车，几匹战马，以及中士自己的奴隶加入到楚王的军中。
故而此前的战争，也都是要打仗了，开始征召。
此村社名为蕲。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落后，所以需要“易田”休耕。
藉者，借也。
于是开始了圈占土地，强制劳作，留下村社农夫一人三五亩土地种植上泗上传来的地瓜土豆之类的作物保证饿不死，然后耕种他急速扩大的私田。
这里是楚国一名中士的封地，是标准的封地村社。
这名中士受封于蕲，他的俸禄也是从封地中出，包括战马和马车，名义上都是那三十五井、也就是三百五十亩的土地作为军费维持的。
一个中士不可能只有自己，还有自己的隶子弟、奴隶等，以及下属的两司马、卒长之类的更低一级的人。
大面积、利用泗上的一些农业技术和机械，种植商品粮或者棉花，前往泗上换火枪火药；种植一定的粮食，保证自己私开大冶山铜矿所需要喂给奴隶劳工的食物。
换而言之，这个村社整个是属于楚国那名中士的封地，中士理论上不能够侵占民众的籍田，但民众需要集体耕种藉田。
尤其是中士需要自己身边的精锐私卒，这些从奴往往承担着中士身边精锐的角色，然后才是大量的徒卒炮灰。
鄂地的不幸之处，在于既苦于畸形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苦于商品经济的不够发展带来的严重的封建残余。和泗上周边的一些地方很相似，走的是第一条路。
不过这一切都是理想状态下。
二则是互相之间监视，逃亡的话两司马和卒长之类的狗腿子们也不会答允。
农家之所以会对墨家有那么大的意见，也部分因于此，在农家看来，站在小农的利益上讲，墨家走的这条路要把小农伤害掉。
这种原始的村社制度，是符合原本的传统的，理论上也是很完美的，可问题在于现实永远不是理论上那么完美。
这些人是自耕农，不需要履行劳动义务，取而代之地是他们拥有少量的特权。
全社名义上的土地一共一成，一成百井，也就是原始的小亩九万亩的土地，所谓的方圆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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